简称：
北京大诚中医针灸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04月20日，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39号1号楼（青清商厦）地上二层南侧，法定代表人为唐海英。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北京大诚中医针灸医院有限公司对外投资2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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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风险因素有些可改变，有些不可改变。其中许多风险因素，如体重、锻炼和饮酒等，都属于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危险因素，是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乳腺癌高危人群可采取的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乳腺癌高危人群来说，如果乳腺癌风险主要是由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驱动的，比如遗传家族史、乳腺密度高或良性乳腺疾病史，除了改变生活方式外，还需要考虑其他预防性治疗措施（如预防性手术），以降低他们的乳腺癌风险。
乳腺癌高危人群的一般建议
有或没有遗传易感性的女性
乳腺癌高危女性可分为两个亚组，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和没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在这两类群体中，对乳腺癌风险的认知、心理影响、干预措施接受程度都不相同，因此必须采取 个体化预防策略。
多学科管理模式
对高危女性的干预措施很多都程度较大，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减少乳腺癌风险的预防性手术。因此，需要一个多学科小组进行管理，包括临床遗传学家、放射学家、心理学家、专业护士、乳腺外科医生、妇科医生和整形外科医生等。
生活方式改变
乳腺癌高危女性很多会选择预防性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替代生活方式改变，即使采取了主要的预防性干预措施，乳腺癌的一些残余风险仍然存在。应在随访期、术后复诊时，与患者讨论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性。
药物预防措施
他莫昔芬等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和芳香化酶抑制剂(AIs)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主要药物。这两类药物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都有一定的作用。纳入3000多名参与者的9项III期试验的强有力证据显示， SERMs可使乳腺癌发病率降低约38%。
两项大型III期试验，IBIS-II和NCIC-MAP.3分别评估了阿那曲唑和依西美坦作为乳腺癌预防性治疗的效果，结果显示， AIs可降低至少50%的乳腺癌发病率，不过，这些益处仅限于预防ER阳性乳腺癌。主要的指南，如英国NICE指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指南、NCCN指南等，都建议医生与乳腺癌高危女性共同讨论预防性治疗策略。
长期获益
IBIS-I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中位16年)值得关注，结果显示， 他莫昔芬在治疗后可持续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有益作用在0-10年和10年后相似。这种较长的治疗后获益对预防性治疗策略有重要意义，而且副作用一般仅限于积极治疗期间。
有高危病变的女性获益更大
NSABP-P1试验显示，与试验中的总人群相比， 他莫昔芬对有非典型性增生女性的预防作用更大(乳腺癌风险降低：86% vs 49%)。在IBIS-II试验中，与无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相比，预防性使用阿那曲唑可使有小叶原位癌(LCIS)、非典型性增生、乳腺增生的女性获得更大的益处。然而，在NCIC-MAP.3试验中，患有LCIS或非典型性增生的女性使用依西美坦获得的益处，与不伴有这些疾病的女性没有显著差异，不过该试验的中位随访时间更短，导致亚组分析的事件更少。 预防性治疗措施对有癌前病变/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有更大的作用，可能也与他莫昔芬有长期持续性疗效有关。对AIs试验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将有助于探索这方面的问题。
对死亡率和肿瘤亚型的影响
没有一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试验是以乳腺癌事件或全因死亡率为终点设计的，因此，对死亡率的影响，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这些试验中发生的乳腺癌数量很少；由于乳腺癌存活率较高，乳腺癌死亡人数更少。此外，乳腺癌事件发生后的随访时间也不够长，如随访时间最长的IBIS-I试验的随访时间只有8年左右。对于ER阳性乳腺癌，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才能看到有意义的生存差异。
SERMs试验中观察到ER阴性肿瘤略多(160 vs 131)。目前，在AIs的试验中没有观察到这种差异性结果。 在不同肿瘤分期、不同淋巴结状态和不同肿瘤大小的亚组中，没有观察到他莫昔芬的疗效有显著差异。
研究显示在 预防ER阴性肿瘤方面缺乏益处，或此类肿瘤的发生率更高，应是BRCA1突变携带者使用他莫昔芬作为预防治疗的重要关注点，因为在这些女性中发生的乳腺癌，几乎有三分之二是ER阴性肿瘤。在BRCA2突变携带者中，这种担忧要更少。NSABP-P1试验的数据基于极少量的事件，显示他莫昔芬的获益似乎仅限于BRCA2携带者，BRCA1携带者缺乏获益。
手术预防 vs 药物预防
手术预防和药物预防的重要区别在于风险降低的程度和可逆性/不可逆性，药物预防可以灵活进行，在出现副作用时可以停止，但手术干预是不可逆的。
乳腺癌高危女性群体由2个亚组组成：已知有基因突变的女性和没有高危突变的女性。前一类人的高危状态往往在更早的时候就被发现，终身风险估计往往比后一组高得多。在监测一段时间后， 在适当的年龄进行手术降低风险往往是高危基因突变携带者的首选干预措施。然而，这段监测期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实施药物预防性治疗的机会。年轻的BRCA1突变携带者预防性使用SERMs仍存在顾虑，然而，这种顾虑不应妨碍对其他突变携带者进行个性化预防。
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术（BRRM）对没有突变的高危女性的益处尚未得到证实，对侧降低风险的乳房切除术(CRRM)也未被证实能为这些高危女性带来风险降低或生存的益处。许多这样的女性在40多岁时被归入高危类别，可能接近绝经年龄，这就增加了预防性治疗的选择，包括在绝经后不久开始进行更有效的AIs预防性治疗；也可以根据对副作用的耐受性/个人偏好来选择预防措施。因此， 对于没有已知基因突变的高危女性，药物性预防可以作为预防性干预的首选。
参考文献：
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 2020; 65:18-31.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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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
作者：鸡西爱尔眼科医院白内障科室主任 副主任医师 史永利
黑眼圈怎么办？为什么会黑眼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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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间急性肾损伤(AKI)是孕产妇以及胎儿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AKI与慢性肾病(CKD)和终末期肾病(ESKD)、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住院时间更长相关。早期识别和治疗妊娠期AKI至关重要，是挽救生命的潜在措施。
由于产前诊疗的改善，发达国家妊娠相关AKI的发病率较低，但最近十年来，研究发现，美国的发病率几乎增加了3倍，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所致：孕妇年龄较大，合并症较多，AKI检出率较高，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率增加，肥胖率增加。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妊娠相关AKI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发病率仍然高于发达国家。在印度，住院女性中妊娠相关AKI从20世纪80年代的15%下降到21世纪初的1.5%。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显示，妊娠相关AKI的发病率下降了0.2%-1.8%。
妊娠期AKI的诊断
临床实践中，妊娠期AKI的诊断并未标准化，因为妊娠相关AKI的定义不一致。而且妊娠期肾小球超滤导致血清肌酐的生理性降低，会影响AKI的检测。 目前妊娠期AKI的诊断尚无明确的标准。应注意妊娠期血清肌酐水平的变化趋势，在特定的临床环境下，即使肌酐的微小变化也能敏感地反映早期肾损伤。例如，在新发高血压的女性患者中，伴随着血清肌酐增加0.3 mg/dL、肝酶增加以及血小板减少，就反映了AKI的可能，需要密切随访肾功能。对AKI的初步评估应包括，全面回顾患者的CKD、慢性高血压、糖尿病、先兆子痫、系统性红斑狼疮和肾小球疾病史。
妊娠剧吐和感染性流产是妊娠早期发生AKI的常见原因。大多数发生在妊娠中期和晚期的AKI，与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以溶血、肝酶升高和血小板减少为特点)、AFLP(急性妊娠脂肪肝)、TTP(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血栓性微血管病和胎盘早剥等妊娠并发症有关。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aHUS)和非甾体抗炎药（NSAID）引起的肾损伤，是产后AKI的常见原因。
诊断评估应包括尿液分析、尿液显微镜检查、全面代谢检查、凝血检查、适当的血清学检查以及对用药史的全面检查。妊娠期血清补体水平升高是因为肝脏合成增加，这使得狼疮性肾炎的诊断变得复杂。 应当进行肾脏超声检查以排除梗阻性原因所致AKI，例如病理性肾积水。由于妊娠期高凝状态，如怀疑栓塞性疾病， 应行多普勒超声检查。妊娠中晚期AKI的常见原因，如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TTP、aHUS、AFLP和狼疮性肾炎，可能会有重叠表现，需要详细评估。
当实验室评估AKI无法下诊断时，可以考虑肾活检，因为明确诊断有助于采取合适的治疗，超过活检带来的风险。肾活检的决策要基于妊娠时期、可用的治疗方案和妊娠活力。妊娠晚期的活检有更高的并发症风险，尤其是妊娠25周后， 建议活检在妊娠早期和中期进行，最好避免在妊娠晚期进行活检，除非AKI治疗可显著改善母婴结局。
根据胎儿成熟度和肾功能下降对胎儿和母亲的影响，在可行的情况下，应 权衡提前分娩的可能性。对于妊娠晚期的孕妇来说，在活检前分娩可能是一个更为谨慎的选择，尤其是在胎儿已经达到存活能力的情况下。应与患者充分讨论并发症和风险，包括大出血需要输血、栓塞、严重产科并发症和胎儿死亡的风险。 AKI发生风险高的女性应在产后进行评估，定期监测血压、肾功能和蛋白尿情况，包括怀孕前患有CKD的女性和怀孕期间出现先兆子痫的女性。
妊娠期AKI的处理
妊娠期AKI的治疗应该由一个多学科团队来进行，由肾脏科医生、产科医生和新生儿医生组成。 治疗妊娠相关AKI的一般措施包括：确定肾损伤的原因，静脉液体复苏，必要时及时开始透析，必要时提前分娩。
静脉液体复苏对于肾前性AKI至关重要，但对于有先兆子痫的女性，因为有发生肺水肿的风险，因此应谨慎进行静脉液体复苏。肾损伤并发症的治疗方法与非妊娠患者相似，例如，对代谢性酸中毒使用补碱疗法，对容量超负荷使用袢利尿剂，对贫血患者输血，对高钾血症使用钾结合剂。
AKI的特异性治疗取决于肾损伤的根本原因。 肾小球肾炎的治疗包括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当对孕妇使用时，应权衡风险和益处。抗代谢药物，如霉酚酸酯，由于其致畸性，在妊娠期间禁用。妊娠期间或可使用低剂量类固醇，但需监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 硫唑嘌呤和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环孢素和他克莫司)不是致畸药物，是妊娠期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妊娠期间需要较高剂量的他克莫司和环孢素来达到治疗目标，因此应经常监测药谷浓度。
重度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和AFLP的治疗，需要及时分娩。 如果在妊娠34周前分娩，则应给予糖皮质激素以降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风险。
血栓性微血管病(包括TTP)和非典型HUS的治疗，包括血浆置换和依库珠单抗(用于aHUS)。ADAMTS13缺乏性血栓性微血管病(TMA)的患者，治疗目标是通过血浆置换恢复酶活性，如果血浆置换失败，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治疗选择。但妊娠相关TMA应谨慎使用利妥昔单抗，在不到10%的新生儿中观察到了胎儿毒性（血小板减少、嗜中性粒细胞减少和B细胞减少），短期获益还是存在的，目前还没有研究对利妥昔单抗在新生儿中的长期安全性进行评估。
总结
妊娠期AKI与孕产妇死亡率增加以及孕产妇和胎儿不良结局有关。在怀孕期间，应定期监测肾功能，特别是高危女性。妊娠期AKI的诊疗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来对孕妇进行管理，以改善产妇和胎儿结局。目前，妊娠期AKI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需要继续探索其长期影响。
参考文献：
Adv Chronic Kidney Dis. 2020;27(6):455-460.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杨超，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研究方向为慢性肾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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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抑郁症是家庭问题在小孩子身上的病症表达
家庭系统是家庭关系质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把家庭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系统内的成员都是完好的，那系统就会处于稳定状态。
家庭系统内的成员彼此互动就会比较健康，彼此的心理状态也会比较健康。家庭成员之间的良性交互所产生的有形和无形的规则，共同构成了这样一种比较稳定的系统。这些成员间形成的特定的交往模式，就被称为家庭系统。
孩子作为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如果罹患了某种心理疾病，那么实际上是因为整个家庭系统出现了问题，家庭关系的损坏造成了容易被影响的小孩出现心理疾病。抑郁症，实质上则是家庭关系问题在小孩身上的病症表达。
Part.2
孩子抑郁之前，经常会出现的四大问题
一.行为问题
多表现为打人和产生攻击行为，还可能存在多动症倾向、自闭倾向。对幼儿园和小学时期的儿童，要根据具体情况直接制定家庭规则，要做到尊重、平等，和孩子的沟通表达一定要具体、直接，态度要温和而坚定，让孩子有“赢”的感受，不要和孩子站在对立面上。
二.情绪问题：
青春期抑郁，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因为情感被隔离，父母不和、家庭氛围不好，这种环境下孩子会更容易抑郁。
在心理咨询机构的咨询过程中，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和咨询师一起找到使孩子抑郁的原因，才能在接下来的家庭治疗中及时去调整和改变。作为家长具体要如何改变呢？第一点就是去觉察，第二是要有动力。第三是要有耐心，第四是方法要是对的、科学的，切忌用家长的权威身份去压制孩子的表达或直接拒绝沟通。
三.关系问题：
关系处理不好，孩子会焦虑， 进而可能转化为抑郁，至少孩子会自己感受到被排斥了，会假设自己不被人喜欢，u但实际上是因为孩子自己不喜欢自己。
这说明孩子的自我认同感低，父母如果自我认同感高，孩子的自我认同感也会高，如果父母和孩子关系好，一般情况下孩子跟同学的关系也不会太差。一些孩子会早恋，其实喜欢别人是正常的，家长做到正确的引导和性教育就可以了，不要给孩子带上早恋的帽子，否则孩子会因为批评产生羞愧心理。应该平日注意关注孩子的细微变化，定期和孩子进行平等交流，出了问题先要相信孩子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但不是支持孩子攻击别人，是心理上与孩子在一起，再去客观讨论事件。四.学习问题：
孩子可能会偶尔由于去学校会焦虑，所以会出现躯体问题，还可能偶尔不能完成作业，逐渐不能去上学，直至孩子完全无法去上学。
问题的原因可能比较多样，比如和同学、老师的关系不好，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也可能是学习成绩达不到父母的望，这些情况下需要心理干预和父母的配合。主动和校方、老师沟通，明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遇到的问题，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制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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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慢性乙肝，不少人都是一脸愁容。因为慢性乙型肝炎最深入人心的特点可能就是难以根治了。抽血检查提示 HBsAg 和（或）乙肝病毒 DNA 阳性 6 个月以上即为慢性乙型肝炎。医学发展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清除乙肝病毒、治愈慢性乙型肝炎，这让慢性乙肝成了很多患者头顶挥之不去的阴霾。但是需要了解的一点是，根据病情及个体不同，慢性乙肝是可以控制的，甚至是可以携带病毒正常生活、终身不复发的。那么，面对慢性乙型肝炎该怎么办？不要轻信江湖偏方最重要的提醒放在前面，目前仅有的、经批准的正规抗病毒药物是干扰素和核苷类药物，再加上还原型谷胱甘肽、联苯双酯滴丸和熊去氧胆酸等改善肝功能的药物。其他「秘方」，无论冠之多么高大上的名字，都是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效的。工作中，没见过被这些神药控制住病情的，反倒是见过十好几个因为用了秘方，把自己整成药物性肝炎，甚至暴发性肝衰竭的病人。曾经流传过的「细胞疗法」等所谓高科技，所谓专家教师倒是也能头头是道的从病毒细胞讲到免疫系统，但大多即使能从理论上推理出疗效，也没有任何可靠文献和临床证据。更别说，其中多数药物的机制，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站不住脚，是在忽悠病人和家属。患上乙肝，去正规医院接受正规治疗，才是正道。莫轻信广告。哪些人需要治疗？乙肝两对半中病毒表面抗原阳性时，代表体内存在乙肝病毒。但不能仅凭这项指标来决定是否需要治疗。慢性乙肝的用药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如何治疗、怎么用药，医生会根据各项检查结果，综合考量。存在异常指标的乙肝患者自然是需要治疗的，其中除了常见的肝功能指标，HBV DNA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其中又根据具体病情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最常见的轻度肝功能异常，比如肝酶升高较多的，需要及时到正规医院测定病毒 DNA ，医生会根据病毒的活跃程度考虑是否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若发生乙肝病毒引起的重症肝炎，先稳定肝脏情况，度过危险期后再进行抗病毒治疗；当发现存在肝硬化时，如果同时乙肝病毒 DNA ≥ 2000IU/ml，那么无论肝酶数量多少都建议抗病毒治疗。慢性乙肝的治疗目标临床上，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长期抑制乙肝病毒增多，维持正常的肝功能，减轻肝细胞炎症及纤维化，延缓其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用药不宜过多过杂，因为药物都需要经过肝脏代谢，用药过多过杂，反而可能会增加肝脏负担。除此以外，虽然肝酶升高是乙肝治疗的指标，但是治疗乙肝的目的却不只是降低肝酶。护肝降酶的药物只是辅助治疗，控制乙肝病毒才是重点，可别舍本逐末追求降低血清转氨酶而忘了正规抗病毒了。故建议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不要擅自加药、换药、停药。病毒携带者需要注意什么？肝功正常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来说并不是病人。乙肝病毒对肝脏的破坏并不是直接来自病毒本身，而是病毒感染后，使得自身免疫系统错乱，发动对自身肝脏的攻击。而这些携带者，虽然体内含有病毒，但被感染的肝细胞和自身的免疫系统处于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这类人群若盲目用药，有可能打破这种平衡，让肝脏状况变糟。所以通常是不用药，定期复查，监测病情。日常生活中，则需要从以下方面多加注意：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营养全面而均衡，拒绝吸烟酗酒；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并保证休息时间；提高对其他传染性疾病的警惕，积极预防感染；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让生活多一点乐趣；至少每六个月复查一次肝功能和肝脏 B 超，对健康状况形成连续性的监测。正确面对慢性乙肝目前市场上的抗病毒治疗药物，无论价格还是效果都称不上完美，而且抗病毒药物对肝细胞内已经感染的病毒也不能实现清除和痊愈。但是通过抗病毒治疗，以及必要时的护肝降酶治疗，大多数乙肝患者能够避免走上肝硬化、肝癌的道路，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预防。 -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可切除性局部晚期直肠腺癌(LARC)的综合治疗已成为常规策略，成功延长了患者生存期。近年来，一刀切的治疗策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对新辅助治疗与肿瘤长期预后相关性的认识提高，个体化治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来治疗方法迅速发展，使得临床II期(T3-T4, N0)和III期(Tany, N1-N2)直肠癌的治疗有了多种选择。当前的前瞻性试验聚焦研究疾病复发和远处转移的主要治疗策略，此外，直肠器官保留是一个有前景和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重点。
辅助化疗
辅助化疗(ACT)仍然是指南推荐的LARC综合治疗中的一种方法，预期目标是根除微转移性疾病。然而，对所有新辅助放化疗和TME(直肠系膜全切除)术后的临床II期和III期直肠癌患者采用ACT，支持这一建议的数据仍有限，因此 常规应用ACT仍存在争议。
事实上，ACT用于LARC患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结肠癌大型试验的获益外推的，这些试验评估了5-氟尿嘧啶（5-FU）和奥沙利铂在淋巴结阳性结肠癌中的作用。也有一些随机试验评估了ACT在直肠癌患者中的作用，然而，大多数试验都有显著局限性，例如放疗和化疗方案存在差异以及对预定治疗策略的依从性不佳。这些试验显示，与观察组相比，新辅助放化疗后接受ACT的患者，并未显示生存获益或无病生存期(DFS)的改善。
ADORE试验根据病理学将接受过新辅助放化疗的高危患者（ypT3-ypT4或ypN阳性）随机分配接受5-FU+亚叶酸钙或叶酸、氟尿嘧啶+奥沙利铂（FOLFOX）辅助治疗4个月。FOLFOX组的6年DFS得到改善（68% vs 57%），然而，这一获益仅在III期患者中明显，II期患者不明显。尽管DFS有所改善，但6年OS(总生存率)并无差异（78% vs 76%），提示 只有某些亚组患者可能受益于以奥沙利铂为基础的ACT辅助疗法。
进行放化疗和TME之后，是否应该对所有患者或特定患者给予ACT仍是一个争论话题。除此以外， 化疗的最佳持续时间也不清楚。常见的策略是，2个月的5-FU为基础的化疗加放疗，之后进行4个月的FOLFOX辅助化疗，即累计6个月疗程的化疗。这一疗程是基于MOSAIC试验的结果，即6个月的FOLFOX方案可作为淋巴结阳性结肠癌的治疗标准。近期的IDEA协作研究中，探讨了结肠癌较短时间辅助治疗的策略，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影响直肠癌化疗的持续时间。
在许多直肠癌试验中，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 ACT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差。在EORTC 22921试验中，57%的患者没有接受或未完成预期的ACT疗程。其他研究报告，只有61%的患者接受了术后化疗。
新辅助化疗
理论上讲，新辅助 INCT(诱导化疗)具有许多优势，目前已被NCCN指南所接受。手术之前早期应用细胞毒化疗有可能消除肿瘤的隐匿性微转移。对化疗的反应也可以帮助定义预后良好或不良的患者组，并预测对放疗的反应。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考虑，也有研究显示，INCT肿瘤缩小和降期的作用可增加pCR率，有可能扩大适合直肠器官保留的患者比例。
在放(化)疗后、手术前进行 巩固化疗(CCT)可能导致局部受损但同时也可能会改善患者生存，患者对细胞毒性化疗的敏感性增加，从而防止肿瘤复发并改善预后。与INCT相似，CCT也可增加cCR和pCR率，但与DFS和OS改善的直接相关性尚不确定。
OPRA试验直接比较了INCT和CCT，结果显示CCT组的三年直肠器官保留率更高（58％vs 43％；P = 0.01）。但是，INCT和CCT组的3年DFS和无转移生存率无差异，3年DFS率分别为78％和77％，3年远处无转移生存率分别为81％和83％。2019年发表的CAO/ARO/AIO-12试验比较了INCT与CCT，显示CCT组的pCR数值更高（25％ vs 17％）。 在新辅助治疗中添加化疗是否会改善OS尚无定论，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但很明显，pCR率增加了，而且可为相当多的LARC患者提供器官保留的可能性。
新辅助放射治疗
早期的随机试验显示出术后放化疗对OS、DFS和局部控制的益处，随后一项德国试验奠定了50.4Gy（25-28分割）术前放化疗可用于LARC。尽管高质量的直肠MRI已得到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过度分期从而接受了不必要的新辅助放化疗。ESMO指南推荐早期风险和中等风险的直肠癌患者最好仅进行直肠切除来治疗，避免骨盆放疗的毒性。
最佳放疗方案仍有很多争论。尽管长程CRT是常用策略，但 术前短程放疗（SRT）也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无需同时进行化疗。采用非最佳直肠手术（即未采用TME）的一项研究中，SRT改善了肿瘤学结局，后来在TME手术的随机试验中也得到证实，这项开创性的荷兰试验显示，与单纯手术相比，加上SRT的局部复发风险降低了50％；两组间的OS无明显差异。
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SRT和CRT治疗II期和III期直肠癌的疗效，5年DFS或OS无差异，但相比SRT组，CRT组的局部复发率降低。从现有证据看来，尽管首选的新辅助放疗方法尚不完全清楚，但与CRT相比，SRT成本更低，对患者更友好，并且3级和4级急性毒性发生率较低，因此可以提高依从性。
外科手术的时机
即使新辅助治疗取得较大进展，但要想治愈不可避免需要手术切除。不完整的TME将导致直肠系膜组织残留，存在潜在疾病，从而导致盆腔局部复发。关于手术时机， TME通常被推荐在SRT的1周内或放化疗后6-8周内进行。GRECCAR6试验报道，与7周间隔相比，放化疗后11周间隔与更高的术后并发症相关。但其他大型研究没有显示出时间间隔与手术并发症的关系，因此，延长时间间隔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CA Cancer J Clin. 2021 Feb 16. doi: 10.3322/caac.21661.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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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是 "特应性疾病 "的4种表现之一，另外还有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食物过敏被定义为 "由特定的免疫反应引起的不良健康影响，这种反应在接触特定的食物时可反复发生"。食物过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健康问题，发病率不断上升。下文重点介绍了儿童食物过敏的管理和预防策略。
食物过敏的管理
过敏是一种严重的IgE介导的反应，可能会危及生命，快速识别过敏是防止严重并发症的关键。 肌肉注射肾上腺素是治疗过敏反应的首选方法，如果延迟使用，会增加患者死亡率。要教育患者了解双相过敏反应的可能性，即症状常在最初事件消失后8小时内复发，而且是在未重新接触过敏原的情况下。第二阶段的症状可能比最初事件更温和、相似或更严重，而且有可能是致命的。双相过敏性反应的发生率为10%-30%。
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和β激动剂是治疗过敏反应的辅助药物。不建议使用抗组胺药作为严重过敏反应的一线治疗药物。为了治疗急性IgE介导的反应，抗组胺药物可能只有利于控制轻微的症状，如皮疹或瘙痒。
一旦确定为食物过敏，建议严格避免食用该过敏食物。从饮食中消除1种或多种食物的策略可能不那么容易，必须考虑到年龄、营养状况、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例如，对牛奶过敏的婴儿，建议使用广泛的水解或基于氨基酸的配方；在IgE介导的牛奶过敏（CMA）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大豆配方。在母乳喂养的儿童中，由于人奶中可能存在过敏原，建议母亲避免食用。
避免食用特定食物可能导致生长受限和营养不足，并对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掌握好临床病史并选择最佳的诊断工具。对患者和家属的教育对于防止进一步的过敏事件至关重要；充分了解交叉反应、食品标签和无过敏原的替代品也非常重要。
新的治疗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多项研究，以确定食物过敏的有效治疗方法。未来的治疗方法旨在消除食物超敏反应。一些策略已经可以有效地使患者能够摄取更多数量的食物过敏原而不发生严重的反应，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反应。这些策略包括 口服免疫疗法、舌下含服免疫疗法、经皮贴敷和单克隆抗体药物的辅助使用。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技术是导致暂时性脱敏还是真正达到了耐受。
在暂时性脱敏过程中，患者必须继续频繁地摄入规定的最低数量的食物。如果患者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既定的剂量，过敏反应将无法得到预防。目前看来，口服免疫疗法似乎是诱导脱敏的最有效疗法。口服免疫疗法包括让患者接触逐渐增加摄入食物的数量。虽然有良好的效果报道，但口服免疫治疗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口服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在感染时、月经周期、运动、海产品过敏和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时更常见。
相比之下， 舌下和皮下免疫疗法的安全性更高，但效果略差。皮下免疫疗法是在皮肤上涂抹少量的食物，由一个贴片覆盖，每24至48小时更换一次贴片。目前的临床试验评估了其治疗1年内的疗效，长时间治疗的疗效尚不清楚。考虑到其轻微的不良反应和应用的方便性，幼儿可能会从这种治疗中更能受益。
奥马珠单抗是一种单克隆抗IgE抗体，已被成功用于食物过敏患者的脱敏治疗。与安慰剂相比，辅助使用奥马利珠单抗可以更快地脱敏，而且最终能够摄入的食物量更多。除了单克隆抗体辅助使用以外，有人提出单克隆抗体可以直接抑制过敏反应。单克隆抗体 度匹鲁单抗由于具有抑制IL-4和IL-13受体的活性，可能对减少或阻断食物过敏反应有效果。在最近的一份病例报告中，一位有玉米过敏性病史的女性在使用度匹鲁单抗治疗后，能够耐受这种食物。
食物过敏的预防措施
食物过敏初级预防的目标是避免最初的过敏反应，二级预防的重点是避免患者过敏后的过敏进展。美国儿科学会（AAP）也认同早期暴露于高致敏性食物。LEAP研究表明，在高风险患者中及早食用花生是一种有效的一级和二级预防措施。EAT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纯母乳喂养的普通人群的婴儿在3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早期食用花生。目前的指南建议，对于患有严重特应性皮炎和/或鸡蛋过敏的儿童，在经过对花生的sIgE或皮肤点刺试验（SPT）评估后， 可在4-6个月大时及早食用花生。
关于早期食用鸡蛋作为过敏预防措施的现有数据不完全一致，因为各研究的人群、剂量和摄入形式并不一致。在现有的6项随机对照试验中，只有2项试验显示过敏率有明显的下降。
评估早期摄入牛奶作为主要预防措施的数据有限。EAT研究显示，纯母乳喂养的婴儿在3个月与6个月时摄入牛奶，牛奶过敏率的发生没有显著差异。一项前瞻性出生队列显示，在婴儿出生后的头14天内摄入牛奶蛋白可以防止牛奶过敏。最近的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表明，与在出生后第一个月摄入牛奶的组别相比，延迟摄入牛奶的婴儿发生牛奶过敏的几率更高。
早期摄入高致敏性食物并不会改变母乳喂养的持续时间。由于对食物的耐受性和过敏性在生命早期就开始了，有很多研究探讨了不同的产前干预措施用于初级预防的效果。目前的指南 不建议在怀孕期间补充益生菌、益生元、维生素补充剂或有任何特定的食物限制，因为缺乏证据表明这种策略可预防食物过敏。
没有证据表明使用水解配方、益生菌或益生元、哺乳期避免特定饮食、特殊皮肤护理或婴儿期维生素补充对预防食物过敏有效。因此， 目前的指南不推荐上述产前干预措施。母乳喂养在食物过敏初级预防中的作用，相关证据不太一致。最近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母乳喂养对食物过敏的发生并无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
Pediatr Rev. 2020;41(8):403-415.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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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强化骨髓抑制化疗的儿童和青少年癌症患者，以及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儿童患者，侵袭性真菌病(IFD)的发生风险增加，在这些患者中，念珠菌和曲霉菌感染最常见。侵袭性真菌病会造成癌症治疗延迟以及治疗相关死亡风险增加。系统性抗真菌预防是降低侵袭性真菌病发生风险的有效途径。
近日，国外肿瘤科相关专家小组制定了系统性抗真菌预防治疗的临床指南，针对的目标患者是正在接受化疗的儿童和青少年癌症患者（0-18岁），或者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儿童和青少年。
建议1
正在接受治疗的急性髓系白血病儿童和青少年，预计会有持续性的显著中性粒细胞减少，应接受系统性抗真菌预防。基于证据发现，侵袭性真菌病(IFD)发生风险较高的患者，系统性抗真菌预防的益处更大。
建议2
对于IFD发生风险高的新诊断和复发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和青少年，可考虑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
建议理由：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IFD发生风险受到治疗方案和治疗阶段的影响，也受到疾病缓解状态、化疗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糖皮质激素剂量和给药时间的影响。专家组认为可能存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儿童患者亚组，这一亚组更能受益于系统性抗真菌预防。然而，专家组无法确定不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人群的IFD基线发病率数据，从而无法得出更具体的建议。专家组同时认为，高风险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治疗策略正在发生改变，例如，免疫疗法正在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与传统的骨髓抑制化疗相比，免疫疗法相关的IFD发生风险可能更低。
建议3
对于IFD风险低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和青少年，不建议常规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
建议理由：
对于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儿童和青少年，可以根据以下情况推断IFD是否为低风险：无相关风险因素(如持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等)，不同治疗方案和治疗阶段观察到的IFD发生率。举个例子，这类患者可能包括正在接受维持化疗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建议4
对于IFD风险低的儿童和青少年癌症患者，如大多数的淋巴瘤和实体瘤儿童患者，不应常规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
建议理由：
在IFD发生风险低的儿童患者中，系统性抗真菌预防的益处很小，而且副作用、费用和治疗不便等风险超过了益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常规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需要强调的是，某些淋巴瘤和实体瘤患者是IFD高风险患者，如 晚期Burkitt淋巴瘤和一些脑瘤婴儿患者。因此，在决定哪些人群应进行抗真菌预防时，必须考虑到患者和治疗的个性化危险因素，而不能仅依靠是哪一种疾病。建议5
接受异体HSCT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因为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采用全身免疫抑制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应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
建议理由：
专家组认为，异体HSCT植入前和GVHD全身免疫抑制治疗期间，是两个不同的时期，IFD的风险都会增加。证据显示，采用系统性抗真菌预防， HSCT受者的IFD风险降低获益要大于化疗患者。亚组分析显示，在HSCT受者中，抗真菌预防可显著降低真菌感染相关死亡率。不过要注意的是，成人患者的数据比较清楚，但由于移植方法不同，这些证据可能不太适用于儿科患者。
建议6
在接受自体HSCT的儿童和青少年患者中，不应常规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基于证据可以推断出自体HSCT的IFD风险较低，因此，不建议对这一人群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
建议7
如果有必要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应使用针对霉菌的活性药物。
建议理由：
试验显示，霉菌活性药物相比氟康唑，显著降低IFD和霉菌感染的发生，并降低真菌感染相关死亡率，虽然霉菌活性药物的副作用更多，但专家组认为益处大于副作用风险。在霉菌风险足够低的情况下，氟康唑可能是一种合适的预防选择。建议8
在选择霉菌活性药物时，可以选择棘白菌素类或针对霉菌的唑类抗真菌药。
建议理由：
对于13岁以下的儿童，建议使用 棘白菌素、伏立康唑或伊曲康唑，可基于疗效、不良反应和儿科用药信息来选择。在所有药物都可用的情况下，根据副作用特征，棘白菌素或伏立康唑更优，当这两类药物都不可用时，可以使用伊曲康唑。泊沙康唑也可用于13岁及以上的患者。使用唑类抗真菌药时，应同时对治疗药物进行监测。建议9
不要常规使用两性霉素作为系统性抗真菌预防药物。研究显示，两性霉素在降低IFD发生风险方面，疗效不如氟康唑，而且会产生更多的不良反应。此外，两性霉素的不同给药方式（每日 vs非每日），疗效也没有差异。
建议10
如果有必要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可考虑在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期间（或预期发生时）给药。对于异体HSCT受者，可考虑在GVHD全身免疫抑制治疗期间给药。
总结
系统性抗真菌预防非常重要，因为IFD会对儿童癌症患者和HSCT受者产生很多不利影响。如果有必要进行系统性抗真菌预防，专家组建议使用霉菌活性药物（棘白菌素类或针对霉菌的唑类）。在选择药物时，必须考虑到当地真菌流行情况、药物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等。如果上述药物都可用，棘白菌素在副作用和肝毒性方面可能更有优势。但是当考虑到口服和方便性时，唑类药物更受欢迎。
参考文献：
J Clin Oncol. 2020;38(27):3205-3216.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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