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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酒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中药形式,在古代就备受重视。古代医家对于药酒的制作方法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详细的记载。
《素问》中就有‘上古圣人作汤液醒,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论述,这说明古代医家已经认识到药酒对于保健和防病的价值。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匾要略》中记载的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采用的是煮服法,类似于现代的热浸法。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则对药酒的制法、服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提到‘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大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本草纲目》中记载的烧酒制作方法,即用蒸馏法,与现代的烧酒制作方法基本相同。古人在制作药酒时,除了热浸法,还有冷浸法加药酿制等方法。
与现代药酒相比,古代药酒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古代药酒多以酿制酒的药酒为主,也有冷浸法、热浸法;二是基质酒,多以黄酒为主,而黄酒性较白酒缓和。现代药酒则多以白酒为溶媒,含酒精量一般在50%—60%,少数品种仍用黄酒制作,含酒精量在30%—50%,制作方法为浸提法,很少有用酿造的。
一般来说,现代药酒的制作多选用50—60度的白酒。因为酒精浓度太低不利于中药材中有效成分的溶出,而酒精浓度过高,有时反而使药材中的少量水分被吸收,使得药材质地坚硬,有效成分难以溶出。对于不善于饮酒的人来说或因病情需要,也可以采用低度白酒、黄酒、米酒或果酒等基质酒,但浸出时间要适当延长,或复出次数适当增加,以保证药物中有效成分的溶出。
制作药酒时,通常是将中药材浸泡在酒中,经过一段时间后,中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溶解在酒中,此时即可过滤去渣后即可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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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行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药企开始关注国际市场。近期,第九届中国成长型医药企业发展论坛将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将有千余家中国药企参与。
此次论坛由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主办,旨在促进中国医药企业与海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行业发展大计。论坛期间,将邀请众多医药行业专家、政府官员和知名企业家进行精彩演讲,并举办多场专业论坛和沙龙活动。
以下是论坛的主要内容:
此次论坛将为中国药企提供一个展示自身实力、拓展国际市场的平台,有助于推动我国药品零售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在医疗行业,药品供应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构建一个高效的药品供应链,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焦点。本文将从药品供应链的起源、发展以及未来趋势等方面,为您解析药品供应链模式的演变。
一、药品供应链的起源与发展
1. 药品供应链的起源
药品供应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对药物的需求。自古以来,人们就通过采集草药、矿物等自然资源来治疗疾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药物的生产方式逐渐从手工制作转变为工业化生产,药品供应链也应运而生。
2. 药品供应链的发展
随着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药品供应链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药品生产、储存、运输到销售,再到如今的药品研发、生产、流通、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药品供应链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
二、药品供应链模式的特点
1. 系统性
药品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多个环节和参与者。从药品研发到患者用药,每个环节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2. 动态性
药品供应链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随着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政策法规等因素的变化,药品供应链也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
3. 高风险性
药品供应链涉及到药品的质量安全、物流安全、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存在较高的风险。
4. 高复杂性
药品供应链涉及到多个环节和参与者,组织结构复杂,协调难度大。
三、药品供应链模式的未来趋势
1. 信息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药品供应链将更加依赖于信息化手段。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实现药品供应链的实时监控、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
2. 物联网
物联网技术将应用于药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实现药品的全程追溯和智能化管理。
3. 绿色化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药品供应链将更加注重绿色环保,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4. 智能化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将应用于药品供应链,实现智能化决策和管理。
总之,药品供应链模式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只有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才能构建一个高效、安全、可持续的药品供应链。
近年来,我国中药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价格调整。据悉,此次调整原则为“有升有降有保”,以下调为主。其中,中药注射液的降价幅度可能最大,相关上市公司面临业绩大考。
回顾我国药品价格调整历史,自1997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了31次药品价格调整,其中最近一次化学药品降价涉及20类药品、400多个品种、700多个代表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5%;而中成药最近一次降价是在2009年,涉及超过1000个基本药物品规,整体下调价格12%。
此次中药价格调整,发改委采用了有别于化学药的调整方法,即“有升有降有保”。大部分中药价格将下调,但部分价格在5元以下的中成药以及部分已不能保证生产的药品品种,价格将保持稳定甚至上调。提价需满足三个条件:达到已定价并收载于2010年版药典;中药材成本占制造成本50%以上,主要药材是野生或多年生,尚未实现规模化种植养殖,或受地址、气候等因素影响较大,且近5年价格持续上涨超过6倍;市场价格与最高零售限价之间的价差不超过25%。
中药注射剂的高毛利率是导致其降价的主要原因。以上海凯宝的痰热清注射液、中恒集团的血栓通系列为例,其毛利率分别达到84.29%和85%。中药注射剂的定价过高,通常较其他常规剂型的药品价格高出2-3倍,销售等各环节都能从中受益,这为中药注射剂的推广、使用开了“绿灯”。
此次中药价格调整,除了价格加大管理外,国家对中药注射剂的新产品审批也将趋严,不仅新品种很难获批,对老品种的安全性再评价也将开展。
历经三十年的等待,我国中医药立法进程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透露,中医药法草案已于5月完成最后一次修订,并将于7月份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随后,该法案将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预计今年12月31日之前,中医药法将完成人大常委会一读。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传统医药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立法管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我国作为传统中医药大国,也亟需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首届岐黄论坛上表示,中医药产业亟待加快立法进程。与会代表对此表示赞同,并对中医药法草案的列入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表示热烈欢迎。
张伯礼院长表示,中医药法草案在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中医药界人士关心的核心内容,贴近中医药、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举措也提得很细。若该法案最终通过,将从根本上推动中医药快速发展。
中医药法的颁布将有助于规范中药行业,促进中药产业的规范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对于中药行业龙头企业而言,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此外,中医药法的颁布还将为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近年来,医疗器械行业迅猛发展,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医疗器械的临床研究全过程同样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016年9月10日,“2016(第六届)中国医疗器械高峰论坛”在苏州召开,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医疗器械临床研究全过程解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在圆桌论坛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医学统计部主任李卫、江苏省人民医院伦理总监汪秀琴、江苏省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李天萍、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统计学家苏炳华、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部总监彭沂非等嘉宾,分别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对医疗器械临床研究的见解。
李天萍强调了机构质控的重要性。她表示,医疗器械临床试验中,质控是管理的重点,要关注数据的可靠性、试验结果的可靠性,以及监察工作的有效性。苏炳华则强调了人才培养、多部门合作和检查尺度的重要性,以防止数据造假和临床试验质量问题。汪秀琴则从伦理角度出发,强调了伦理审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研究方案快速通过伦理审查。
此次圆桌论坛的召开,为医疗器械临床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医疗器械临床研究水平将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庞大的儿童群体中,儿童用药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儿童用药市场潜力巨大,但儿童专用药品缺乏的问题却十分突出。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但专门为儿童生产的药品不足5%,90%的药品没有儿童专用剂型。这使得医生在为儿童患者用药时,不得不根据经验“酌减”用药,存在一定的用药风险。
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王晓玲表示,儿童专用药品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儿童专用药品及有儿童用药信息的品种少;
2. 儿童适宜的剂型少;
3. 儿童适宜的规格少。
王晓玲指出,由于缺乏儿童专用药品,医生在为儿童患者用药时,往往需要将成人药品进行二次加工,如将药片磨成粉或掰成几瓣,才能给病娃娃们服下合适的剂量。这种做法不仅给临床用药带来不便,而且存在一定的风险。
此外,王晓玲还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他们对药物具有特殊反应性和敏感性,因此,在为儿童患者用药时,需要根据儿童的生理、病理特点进行个体化用药。
针对儿童用药存在的问题,王晓玲建议,国家应加大对儿童药物研发的扶持力度,鼓励制药企业研发儿童专用药品,并规范儿童用药的说明书,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在大众眼中,外资药企的药品往往价格高昂,质量却备受认可。然而,这些高价药品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正是这种层层利益输送,导致终端药品价格不断攀升。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外资药企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2013年7月,中国公安部宣布对葛兰素史克公司(GSK)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GSK被指贿赂官员和医生,以提高在华药品销量并抬高药品价格。自此,中国政府对外资药企祭出反腐之剑,多家外资药企被卷入商业贿赂调查。
调查发现,一些外资药企通过旅行社等渠道,以参加学术会议、出国旅游等方式,向政府部门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医院、医生等进行商业贿赂。其中,临江旅行社成为葛兰素史克等药企涉嫌商业贿赂的关节点。
据了解,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曾利用临江旅行社等渠道,以巨额会费之名,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进行大肆行贿。目前,涉事高管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外,一些外资药企还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商业贿赂。他们邀请与企业友好的嘉宾和媒体参加,会议演讲内容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甚至有的会议目的就是请专家抛出观点来打击对方企业。据悉,辉瑞、诺华、阿斯利康、诺和诺德等药企巨头已纷纷取消各地的学术会议。
“以药养医”制度导致医药行业生态不健康。据调查,GSK事件的推广和回扣成本占总药价的20%至30%。而各个环节的“明扣暗扣”,营销回扣可能占到总药价的50%左右,最高可达70%。
近年来,我国医药行业在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背景下,医药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商业购销增势平稳,医药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格局。
医药工业生产保持增长态势。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医药行业工业总产值完成36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0%。从行业分类情况看,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中药饮片、生物生化制品、化学制剂等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医药商业购销增势平稳。1~5月份,医药工业销售产值完成34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4%。医药工业产销率为94.9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医药零售市场稳步增长。据统计,1~6月份,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购进总值为19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74%。销售总值为213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6%。
医药行业外部环境良好。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企稳向好的势头日趋明显,为医药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企业并购、重组推动了医药流通领域的结构调整。大企业主导跨地域并购,一批有实力的企业相继加快了购并重组步伐成为区域性的龙头企业。
医药商业效益水平总体趋稳。据统计,2008年行业利润率为1.18%,毛利率为7.07%,费用率为6.45%。
在当今的医药行业中,专利到期对大型制药企业的影响不容忽视。正如药物信息协会(DIA)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董海军所说:“专利到期对于一个大型国际制药公司的影响,并非仅仅是销售下降10%或20%,而是高达70%,甚至90%。”
从2011年到2016年,全球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药品专利到期,其中2014年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董海军曾在国际医药界担任重要职位,包括美国礼来公司负责中国研发的首席运营官、瑞士罗氏公司中国研发中心高管以及美国Bridge Pharmaceuticals全球副总裁和中国区经理。凭借丰富的经验,他对大型制药企业面临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见解。
以礼来公司为例,2011年第二季度的某款单药产品销售额高达14亿美元,而2012年同一季度的销售额仅有3亿美元,下降了73%。这一数据足以说明专利到期对大型制药企业的影响之巨。在美国,保险公司是医药买单者,他们有明确的政策,一旦非专利药上市,患者必须使用非专利药才能获得报销,制药企业也因此丧失了大部分销售。
2013年销售最高的十个专利到期药品中,有两款来自礼来公司,它们在专利过期后以非专利药身份销售,销售额达到70多亿美元,而礼来公司当年的总收入仅为24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专利到期对大型制药企业的影响之深远。
除了专利到期的困境,大型制药企业还面临着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等。近五年来,许多制药巨头在老年痴呆等领域的投入巨大,但最终却血本无归。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大型制药公司纷纷选择降低研发效率,即启动更少的项目,提高项目成功率。然而,这种策略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而且并非全新的策略。
董海军认为,虽然这种策略的改变想法很好,但一方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另一方面这些策略其实并不那么新。
近年来,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罕见病这一领域逐渐受到关注。罕见病,又称“孤儿病”,是指那些发病率低、病情复杂的疾病。这些疾病往往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为了帮助这些患者,跨国药企赛诺菲集团(Sanofi)近日宣布,其中国研发中心将与国药集团旗下的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展开合作,共同研发罕见病药物。
赛诺菲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之一,其在罕见病药物研发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此次与国药集团的合作,标志着跨国药企在华研发罕见病药物的又一重要进展。罕见病药物的研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需要克服技术、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难题。赛诺菲集团此次与国药集团的合作,将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共同推动罕见病药物的研发进程。
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对于患者来说意义重大。这些药物往往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甚至挽救患者的生命。然而,由于罕见病发病率低,市场需求有限,导致罕见病药物的研发成本高昂。因此,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努力,为罕见病药物的研发提供支持。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罕见病防治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例如,我国规定对罕见病药物注册申请实行特殊审批,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我国还鼓励医疗机构开展罕见病诊疗服务,提高罕见病患者的诊疗水平。
罕见病药物的研发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除了政府和企业,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多方合作,共同推动罕见病药物的研发进程,为罕见病患者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