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婴儿由于胃肠功能发育不完善,容易出现腹泻,那么婴儿常用的止泻药有哪些呢?
婴儿常用的止泻药主要有胃粘膜保护剂和肠道微生态制剂两大类。蒙脱石散是最常见的胃粘膜保护剂,主要是有吸附引起腹泻的病毒细菌,抑制毒素的作用,此外,还可以在胃肠道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保护肠粘膜的作用,蒙脱石散口服时要注意需要空腹吃。益生菌等属于肠道微生态制剂,包括妈咪爱、双歧杆菌、布拉氏酵母菌散等,主要具有调节胃肠功能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腹泻、消化不良甚至便秘。
癌症治疗手段不断增多,各种癌症的生存率也在提高,与此同时,癌症治疗相关毒副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副作用对临床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癌症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中,心脏不良反应是最受关注的问题;血管毒性已成为第二常见的癌症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反应,事实上,在癌症靶向治疗的鼎盛时期,从发表的文献上来看,血管毒性与心脏毒性的效应相当。
之前研究重点关注的是静脉血栓栓塞,而新的癌症疗法的出现,又将目光转向了动脉毒性。根据临床表现,癌症治疗相关的动脉毒性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急性血管痉挛、急性血栓形成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近日,《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上刊登了一篇综述,重点阐述了这些血管毒性效应,并给予了相应的处理和预防策略建议。
图源:《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官网
急性动脉血管痉挛
传统化疗药
引起急性血管痉挛的经典化疗药物是5-氟尿嘧啶(5-FU)及卡培他滨,常见于胃肠道肿瘤和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内皮功能障碍在动脉血管痉挛中起促进作用,实验表明5-FU可能对内皮细胞产生直接毒性作用。内皮功能障碍的患者,如冠心病患者,使用5-FU可能比没有内皮功能障碍的患者发生血管痉挛的风险更高。
靶向治疗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对内皮细胞一氧化氮(NO)信号通路活性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有研究观察到VEGF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在健康志愿者中非常显著且剧烈地(15分钟内)降低了内皮依赖性(和非依赖性)血管舒张。研究显示贝伐单抗可能损害视网膜微血管功能,也有报道会导致微血管性心绞痛的发生。其他可能导致血管痉挛风险的靶向药物还有舒尼替尼、索拉非尼。
放疗
在接受霍奇金淋巴瘤放射治疗的患者中,已有病例报告发生了症状性冠状血管痉挛及变异性心绞痛。也有研究者提出放射性心包炎可能会触发心外膜冠状动脉的血管痉挛。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辐射诱发的血管炎或动脉炎。
处理策略
癌症治疗导致的急性动脉血管痉挛的建议,与针对一般人群的指南建议一致。血管扩张剂,例如硝酸盐和钙通道阻滞剂,是5-FU、顺铂、紫杉醇或VEGF抑制剂治疗造成的血管痉挛的主要治疗手段。当怀疑微血管功能障碍时,钙通道阻滞剂的作用更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再次接受癌症治疗,建议在治疗之前,整个过程中以及治疗后短期内进行血管扩张剂治疗。但这种策略并不总是有效,例如在5-FU相关心脏毒性方面还涉及到其他机制。经历过心脏毒性再次接受5-FU的患者应接受心电图监护,以评估心脏缺血性变化和心律不齐。
急性动脉血栓形成
传统化疗药
急性血栓形成通常见于顺铂治疗,特别是在睾丸癌、妇科恶性肿瘤或肾细胞癌患者中。病例系列报告发现,经顺铂治疗出现急性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的患者,未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动脉粥样硬化,表明内皮单层的浅表侵蚀是潜在的机制。
靶向治疗
有研究表明贝伐珠单抗会导致动脉血栓栓塞(ATE)和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风险增加。在接受VEGF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记录动脉血栓形成很重要,因为ATE包含广泛的临床表现,例如心绞痛,不仅可由血栓形成引起,也可由血管痉挛和血流动力学显著狭窄造成。
免疫疗法(ICI)
接受ICI治疗的患者中有过动脉和静脉血栓事件的报道。其中一些事件与ICI开始治疗的时间有关系。然而,在没有任何队列研究的情况下,免疫疗法的血栓栓塞事件的总发生率是否高于一般人群仍不清楚。
放疗
虽然不是一个常见的事件,但在患者中有报告过放射节段内的急性动脉(甚至是大血管)血栓形成的情况,并有潜在的严重并发症,如急性肢体缺血和卒中。试验结果显示,在48小时内,内皮细胞显示出严重的损伤迹象,接着是内皮剥脱和纤维蛋白的内膜沉积。再内皮化在放疗后3周内出现,4个月时仍未完全消失。但是,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放疗剂量非常高。
处理策略
对癌症患者急性动脉血栓形成的治疗遵循已发布的指南,主要干预措施为抗凝、纤维蛋白溶解、抗血小板治疗、机械血栓切除术和病因治疗。如果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则通常采用血运重建策略,主要是置入支架。与不使用血栓切除术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相比,人工血栓切除术有更高的卒中发生率,对冠状动脉或心肌缺血没有决定性的益处,因此,人工血栓切除术不再是冠状动脉病变的常规推荐。在没有任何临床显著狭窄的情况下,浅表病变通常不建议进行血运重建,建议采用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对于有冠状动脉血栓的ACS患者, DAPT的给药时间至少应为1年。
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传统化疗药
许多传统化疗药物都对冠脉系统有急性和持久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蒽环类药物,能诱发血管过早老化。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经典化疗药物是顺铂。顺铂可诱发急性血栓形成和急性血管痉挛,对内皮细胞的毒性作用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对癌症存活者的长期随访研究表明,在癌症治疗结束二十年后,内皮细胞活化和功能障碍以及循环内皮细胞水平仍然升高。
靶向治疗
如上所述,VEGF抑制剂对NO信号通路有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事实上,在啮齿动物模型中,pan-VEGFR抑制剂已被证明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但不会增加斑块的易损性。
放疗
放疗导致血管病变的特征是中膜破裂、纤维化和萎缩以及外膜增厚和纤维化。尸检结果显示,明确区分放疗所致动脉粥样硬化和常规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困难,尤其是在老年患者和那些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患者中。只有在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和部位与预期不相符的情况下,才被认为与放疗存在因果关系。
处理策略
存在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癌症患者,无论接受何种癌症治疗,均应根据当前的指南进行治疗。药物治疗是基础,包括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及减少狭窄的恶化。这些患者需要进行连续性监测,以确定疾病进展动态,可能最终需要进行经皮干预或手术干预。考虑到外周血管易患动脉粥样硬化,建议将踝肱指数作为一种监测方式。目前尚未确定筛查的最佳时间间隔、随访持续时间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可认为是临床重要改变。基于队列研究的结果推断,在6个月内踝肱指数下降≥0.02可能被认为具有临床意义。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需要对癌症治疗的各种动脉毒性事件的发病率进行更精确的估计,如有可能,需要确定风险因素和风险群体。这些定义将有助于在治疗前、治疗期间和之后进行筛查。筛查的具体方式和频率也需要定义。一级和二级预防应遵循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特征,对血管疾病的适当管理不应妨碍癌症治疗。
参考文献:
Nat Rev Cardiol. 2020; 17(8):503-522.
京东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Part.1
抑郁症是家庭问题在小孩子身上的病症表达
家庭系统是家庭关系质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把家庭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系统内的成员都是完好的,那系统就会处于稳定状态。
家庭系统内的成员彼此互动就会比较健康,彼此的心理状态也会比较健康。家庭成员之间的良性交互所产生的有形和无形的规则,共同构成了这样一种比较稳定的系统。这些成员间形成的特定的交往模式,就被称为家庭系统。
孩子作为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如果罹患了某种心理疾病,那么实际上是因为整个家庭系统出现了问题,家庭关系的损坏造成了容易被影响的小孩出现心理疾病。抑郁症,实质上则是家庭关系问题在小孩身上的病症表达。
Part.2
孩子抑郁之前,经常会出现的四大问题
一.行为问题
多表现为打人和产生攻击行为,还可能存在多动症倾向、自闭倾向。对幼儿园和小学时期的儿童,要根据具体情况直接制定家庭规则,要做到尊重、平等,和孩子的沟通表达一定要具体、直接,态度要温和而坚定,让孩子有“赢”的感受,不要和孩子站在对立面上。
二.情绪问题:
青春期抑郁,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因为情感被隔离,父母不和、家庭氛围不好,这种环境下孩子会更容易抑郁。
在心理咨询机构的咨询过程中,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和咨询师一起找到使孩子抑郁的原因,才能在接下来的家庭治疗中及时去调整和改变。作为家长具体要如何改变呢?第一点就是去觉察,第二是要有动力。第三是要有耐心,第四是方法要是对的、科学的,切忌用家长的权威身份去压制孩子的表达或直接拒绝沟通。
三.关系问题:
关系处理不好,孩子会焦虑, 进而可能转化为抑郁,至少孩子会自己感受到被排斥了,会假设自己不被人喜欢,u但实际上是因为孩子自己不喜欢自己。
这说明孩子的自我认同感低,父母如果自我认同感高,孩子的自我认同感也会高,如果父母和孩子关系好,一般情况下孩子跟同学的关系也不会太差。一些孩子会早恋,其实喜欢别人是正常的,家长做到正确的引导和性教育就可以了,不要给孩子带上早恋的帽子,否则孩子会因为批评产生羞愧心理。应该平日注意关注孩子的细微变化,定期和孩子进行平等交流,出了问题先要相信孩子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但不是支持孩子攻击别人,是心理上与孩子在一起,再去客观讨论事件。
四.学习问题:
孩子可能会偶尔由于去学校会焦虑,所以会出现躯体问题,还可能偶尔不能完成作业,逐渐不能去上学,直至孩子完全无法去上学。
问题的原因可能比较多样,比如和同学、老师的关系不好,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也可能是学习成绩达不到父母的望,这些情况下需要心理干预和父母的配合。主动和校方、老师沟通,明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遇到的问题,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制定解决方案。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相关的血栓并发症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来源。ASCVD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缺血性心脏病(IHD)、外周动脉疾病(PAD)和缺血性卒中。1990年到2013年,全球因ASCVD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下降了22%,但心血管死亡总人数却增加了40.8%。血小板抑制治疗降低血栓形成风险是降低ASCVD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基石。
目前推荐 使用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来预防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及ACS后更多缺血事件的发生。目前指南推荐药物洗脱支架置入后至少进行6个月的DAPT,ACS后至少进行12个月的DAPT。然而,长期治疗的好处尚不清楚。本文主要介绍DAPT在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事件的长期预防中的效果(即超过12个月)。
基于氯吡格雷的DAPT
CHARISMA试验对长期DAPT预防心血管事件的作用进行了初步调查。CHARISMA试验纳入的患者至少年满45岁,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或已知有心血管疾病的多种危险因素。患者(N=15,603)被随机分配至接受75mg/天氯吡格雷或安慰剂,所有患者均接受75-162mg/天的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安全性终点是严重出血的发生率。
中位随访28个月后, 与安慰剂相比,接受氯吡格雷治疗的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RR=0.93, 95% CI 0.83-1.05; P=0.22)。接受DAPT的患者,严重出血的发生率并未显著增加(RR=1.25; 95% CI 0.97-1.61; P=0.09),但 中度出血的发生率显著增加(RR=1.62; 95% CI 1.27-2.08; P<0.001)。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使用DAPT的患者颅内出血或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未显著增加。
CHARISMA试验的事后分析试图确定与CAPRIE试验相似的患者群体。CAPRIE试验显示,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单独使用氯吡格雷显著降低了主要终点发生率。CHARISMA试验的事后分析所纳入的患者可归类为 二级预防人群(n=9478),因为他们有心肌梗死(n=3846)、卒中(n=3245)或症状性PAD(n=2838)病史。事后分析显示, 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使用DAPT的主要终点显著降低了17%(7.3% vs 8.8%; P=0.01)。
多血管床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患者从DAPT中获益更大(HR, 0.55; 95% CI, 0.33-0.91; P=0.018)。与整个试验一样,DAPT未导致严重出血发生率显著增加,致命性或颅内出血率没有增加,但中度出血率显著增加(2.0% vs 1.3%; P=0.004)。
DAPT与单用阿司匹林相比的益处,也与诊断至随机分组的时间间隔相关。与诊断后30天至300天、300天至30个月和>30个月入组的患者相比,诊断后30天内入组的患者血栓事件发生率最高,DAPT治疗的获益最大。因此, 早期和持续使用DAPT似乎是减少患者心血管事件的最佳策略。
基于替格瑞洛的DAPT
根据CHARISMA试验事后分析得出的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的结果,PEGASUSeTIMI 54试验评估了在有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中进行替格瑞洛长期 DAPT的效果。试验纳入的患者(N=21,162)处于心肌梗死事件后的1-3年内,年龄至少为50岁,并且具有额外的高风险特征。这些患者在初始事件后接受了最低限度的12个月DAPT。
患者被随机分配至接受替格瑞洛90mg BID、替格瑞洛60mg BID 或安慰剂,所有患者还接受了75-150mg/天的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安全终点是心肌梗死溶栓(TIMI)大出血。
从初次发生心肌梗死事件到随机分组的中位时间间隔为1.7年,53.6%是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中位随访33个月后,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9.0%)相比, 替格瑞洛90mg BID组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5%(7.9%; P=0.008), 替格瑞洛60mg BID组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6%(7.8%; P=0.004)。
与安慰剂组(1.1%)相比,替格瑞洛90mg BID组(2.6%; P<0.001)和60mg BID组(2.3%; P<0.001)的 大出血率显著增加。安慰剂组和任一替格瑞洛组间的致命性和颅内出血率没有差异。与其他替格瑞洛试验一样,与安慰剂组(6.4%)相比,替格瑞洛90mg BID组(18.9%;P<0.001)和60mg BID组(15.8%;P<0.001)报告的呼吸困难也显著增加,因呼吸困难需要停止治疗的情况也显著增加(6.5% vs 4.6% vs 0.8%; P<0.001)。
两种剂量的替格瑞洛疗效相似,与替格瑞洛90mg BID相比,替格瑞洛60mg BID的副作用在数值上更低,所以FDA已经批准60mg BID剂量的替格瑞洛用于心肌梗死后已接受至少1年标准DAPT的患者。
短暂中断初始DAPT方案后继续或重新开始DAPT治疗的患者,基于替格瑞洛的长期DAPT益处更为明显。替格瑞洛90mg剂量的结果与60mg剂量的结果相似。使用替格瑞洛后 TIMI 大出血的发生率始终较高。因此,ACS后已经长期接受阿司匹林单药治疗且病情稳定的患者,在接近12个月治疗完成时间时继续使用替格瑞洛60mg BID进行DAPT比重新开始治疗的益处更大。
在没有心肌梗死或卒中病史的患者中也评估了替格瑞洛DAPT的效果。THEMIS试验纳入19220名患者,被随机分组至替格瑞洛组和安慰剂组,患者均接受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出血终点是心肌梗死溶栓(TIMI)大出血。
中位随访近40个月后,结果显示,与单独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相比,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治疗的患者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0%。心血管死亡率没有降低,但 心肌梗死和卒中显著降低。然而,主要疗效终点0.8%的绝对降低被TIMI大出血的1.2%绝对值增加所抵消(P<0.001),颅内出血也显著增加(0.7% vs 0.5%; P=0.005)。因此,THEMIS试验未能显示出有利的风险收益比。
总体而言,在阿司匹林治疗一段时间后疾病稳定的ACS患者中,12个月DAPT接近完成时间,相比重新开始治疗,继续替格瑞洛60mg BID可以提供更大益处。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试图指导高危患者延长DAPT的风险评分系统,对缺血和出血并发症给予了同等重视。
参考文献:
Clin Ther. 2020;42(10):2084-2097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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