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肺栓塞是一种严重危及生命的呼吸系统疾病，常需要抗凝治疗，常用的抗凝药物分为肠道外抗凝剂和口服抗凝药物两大类。

在肺栓塞抗凝治疗中常涉及到抗凝药物之间转换问题，如何进行转换？应参考以下转换规则。

一、从维生素 K 拮抗剂（ VKA ）转换为利伐沙班：

1 、对降低卒中及体循环栓塞风险的患者，应停用维生素 K 拮抗剂（如华法林），在国家标准化比值（ INR ）≤ 3.0 时，开始服用利伐沙班治疗。

2 、对治疗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降低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复发风险的患者，应停用维生素 K 拮抗剂，在国家标准化比值（ INR ）≤ 2.5 时，开始服用利伐沙班治疗。

3 、将患者接受治疗从维生素 K 拮抗剂转换为利伐沙班时， INR 值会出现假性升高，但并不是衡量利伐沙班抗凝活性的有效指标，因此，不建议使用 INR 来评价利伐沙班的抗凝活性指标。

二、从利伐沙班转换为维生素 K 拮抗剂（ VKA ）：

1 、利伐沙班转换为维生素 K 拮抗剂期间抗凝会出现抗凝不充分的情况，转换为其他任何抗凝剂的过程中都应确保持续充分的抗凝作用，应该注意利伐沙班可以促进 INR 值升高。

2 、对于从利伐沙班转换为维生素 K 拮抗剂的患者，应该联用维生素 K 拮抗剂和利伐沙班，直至 INR 值≥ 2.0 。

3 、在转换期的前两天，应使用维生素 K 拮抗剂的标准起始剂量，随后根据 INR 检查结果调整维生素 K 拮抗剂的给药剂量。

4 、患者联用利伐沙班和维生素 K 拮抗剂时，检测 INR 应在利伐沙班给药 24 小时后，下一次利伐沙班给药之前进行；停用利伐沙班后，至少在末次给药 24 小时后，可以检测到可靠的 INR 值。

三、从非口服抗凝剂转换为利伐沙班：

对于正在接受非口服抗凝剂治疗的患者，非持续给药的（例如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应在下一次预定给药时停用非口服抗凝剂，并于 0~2 小时前开始服用利伐沙班，持续给药的（例如普通肝素静脉给药），应在停药时开始服用利伐沙班。

四、从利伐沙班转换为非口服抗凝剂：

停用利伐沙班，并在利伐沙班下一次预定给药时间时给予首剂非口服抗凝剂。

上述为肺栓塞常见的抗凝药物转换方式，在药物转换过程中需要充分评估患者的出血风险，密切观察患者的出血情况，因个体差异很大，抗凝药物的剂量和疗程，需要医师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确定差异化的治疗方案。

肺栓塞患者常需要抗凝治疗，在抗凝治疗过程中需要重点监控患者出血的风险，既要达到最好的抗凝治疗效果，又要降低抗凝治疗出血的风险，需要充分了解抗凝治疗易出血的高危因素。

抗凝治疗的出血高危因素主要分为患者的自身因素、合并症及并发症因素、治疗相关因素。

1 、患者的自身因素包括： ① 年龄大于 75 岁、 ② 既往出血史、 ③ 既往卒中史、 ④ 近期手术史、 ⑤ 频繁跌倒、 ⑥ 嗜酒等。

2 、合并症及并发症因素包括： ① 恶性肿瘤、 ② 转移性肿瘤、 ③ 肾功能不全、 ④ 肝功能不全、 ⑤ 血小板减少、 ⑥ 糖尿病、 ⑦ 贫血等。

3 、治疗相关因素： ① 抗血小板治疗中、 ② 抗凝药物控制不佳、 ③ 非甾体抗炎药物使用等。

对于存在上述抗凝治疗中易出血高危因素的患者，需要重点防控，选择合适的抗凝治疗方法，合理的抗凝药物和剂量，必要的监控措施，长期的随访机制等，来实现患者的最大获益。

急性肺栓塞，尤其是急性大面积肺栓塞患者常需要紧急溶栓治疗，溶栓治疗可以迅速溶解部分或全部血栓，恢复肺组织的再灌注，减少肺动脉阻力，降低肺动脉压，改善右心室功能，减少严重的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的病死率和复发率。

急性肺栓塞溶栓治疗的时间窗一般定为 14 天以内，有时也会考虑肺栓塞患者存在血栓的动态形成过程，对溶栓的时间窗不作严格规定。

溶栓治疗的禁忌证分为绝对禁忌证和相对禁忌证。

（ 1 ）绝对禁忌证：

1 、结构性颅内疾病；

2 、出血性脑卒中病史；

3 、 3 个月内缺血性脑卒中；

4 、活动性出血；

5 、近期脑或脊髓手术；

6 、近期头部骨折性外伤或头部损伤；

7 、出血倾向（自发性出血）。

（ 2 ）相对禁忌证：

1 、收缩压＞ 180mmHg ；

2 、舒张压＞ 110mmHg ；

3 、近期非颅内出血；

4 、近期侵入性操作；

5 、近期手术；

6 、 3 个月以上缺血性脑卒中；

7 、口服抗凝治疗（如华法林）；

8 、创伤性心肺复苏；

9 、心包炎或心包积液；

1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1 、妊娠；

12 、年龄＞ 75 岁。

对于致命性急性肺栓塞患者，绝对禁忌证也应该视为相对禁忌证。

溶栓治疗的主要并发症为出血，溶栓治疗前应该充分评估出血的风险，必要时应配血，做好输血准备。

急性肺栓塞患者常需要溶栓或抗凝治疗，溶栓及抗凝治疗本身具有潜在的出血并发症风险，应该对所有需要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住院患者的出血风险和其他可能影响预防的因素进行评估。

一、评估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患者因素：年龄≥ 75 岁；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 50x10 9 个 /L 等。

2 、基础疾病因素：活动性出血，如未控制的消化道溃疡、出血性疾病等；既往有颅内出血史或其他大出血史；未控制的高血压，收缩压＞ 180mmHg 或舒张压＞ 110mmHg ；可能导致严重出血的颅内疾病，如急性脑卒中（ 3 个月内），严重颅脑或急性脊髓损伤；糖尿病；恶性肿瘤；严重的肾功能衰竭或肝功能衰竭等。

3 、合并用药因素：正在使用抗凝药物、抗血小板药物或溶药物等。

4 、侵入性操作因素：接受手术、腰穿和硬膜外麻醉之前 4 小时和之后 12 小时等。

二、还可以对内科住院患者易出血因素进行高危风险评定。

1 、具有以下 1 项即可判定为出血风险高危：

① 活动性消化道溃疡；

② 入院前 3 个月有出血病史；

③ 血小板计数＜ 50x10 9 个 /L 。

2 、具有以下 3 项及以上即可判定为出血风险高危：

① 年龄 ≥ 85 岁；

② 肝功能不全（ INR ＞ 1.5 ）；

③ 严重肾功能不全；

④ 入住 ICR 或 CCU ；

⑤ 中心静脉置管；

⑥ 风湿性疾病；

⑦ 现患恶性肿瘤；

⑧ 男性。

科学合理对具有出血风险因素的患者，尤其是具有高危出血风险的患者，在预防肺栓塞和治疗肺栓塞时，需要格外重视，权衡利弊风险，合理选择预防措施和药物，密切观察病情，把出血的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

急性肺栓塞病人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临床症状，有 80%~90% 会出现呼吸困难及气促，有 40%~70% 的病人会出现胸膜炎性胸痛，发生晕厥的比例为 11%~20% ，出现烦躁不安、惊恐甚至濒死感占 15%~55% ，有 20%~56% 的急性肺栓塞病人出现咳嗽症状，发生咯血的病人占 11%~30% ，出现心悸的病人占 10%~32% ，出现低血压或者休克的病人占 1%~5% ，发生猝死的病人不足 1% 。

急性肺栓塞的病人还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体征，有 52% 的病人表现出呼吸急促，出现哮鸣音的患者占 5%~9% ，可以在肺部听到细湿啰音的病人占 18%~51% ，出现血管杂音及口唇发绀的占 11%~35% ，还有 24%~43% 的病人可以出现发热，但多数为低热，少数患者可以有中度以上的发热，约占 11% ，颈静脉充盈或搏动异常的占 12%~20% ，有 28%~40% 的病人出现心动过速，出现胸腔积液的占 24%~30% ，有肺动脉瓣区第二心音亢进或分裂的占 23%~42% 。

急性肺栓塞病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其发生的症状和体征所占的比例也不一样，这些症状和体征也可见于其他疾病，特异性不高，需要临床医生结合患者的发病危险因素及其他临床特征综合判断和评估，常需要结合实验室及超声影像等检查结果，才能做出明确的诊断。

肺栓塞是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阻塞肺动脉引起肺循环和右心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包括肺血栓栓塞、脂肪栓塞、羊水栓塞、空气栓塞、肿瘤栓塞等。

静脉血栓栓塞症存在易患因素，包括自身因素和获得性因素，也可以把这些易患因素分为强易患因素、中等易患因素和弱易患因素。

1 、强易患因素包括重大创伤、外科手术、下肢骨折、关节置换、脊髓损伤等。

2 、中等易患因素包括膝关节镜手术、自身免疫疾病、遗传性血栓形成倾向、炎症性肠道疾病、肿瘤、口服避孕药、激素替代治疗、中心静脉置管、卒中瘫痪、慢性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浅静脉血栓形成等。

3 、弱易患因素包括妊娠、卧床＞ 3 天、高龄、静脉曲张、久坐不动，如长时间乘车或飞机旅行等。

此外，吸烟、肥胖、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糖尿病、 3 个月内发生过心梗或房颤住院、因呼吸系统等各系统感染住院、输血、腹腔镜手术等也是肺栓塞的易患因素。

存在上述各种易患因素的患者容易发生肺栓塞，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2024年10月3日，FDA批准纳武利尤单抗（Opdivo）用于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的新辅助（治疗）/ 辅助（治疗）[1]。纳武利尤单抗联合铂类双药化疗作为新辅助治疗，此后可在手术后单独使用纳武利尤单抗作为辅助治疗，用于可切除（肿瘤≥ 4cm 和/或淋巴结阳性）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且无已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突变或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ALK） 重排的成人患者。

该项获批基于Ⅲ期随机双盲试验，试验目的是围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然后是辅助治疗）免疫疗法是否会延长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无事件生存期。试验主要结果主要包括无事件生存期（EFS），时间范围从随机分组至疾病进展、恶化、复发或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最长约 44 个月）[2]。

试验纳入了 461 例既往未经治疗且可切除的 NSCLC 患者 （IIA 期至选择 IIIB 期）。患者被随机分配 （1:1） 接受纳武利尤单抗组/对照组，接受铂类化疗，每3周一次，最多4个周期（新辅助治疗），然后继续接受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或安慰剂，每4周一次，最多13个周期（辅助治疗）。试验结果表明，纳武利尤单抗组未达到中位EFS （95% CI： 28.9， 不可估计 [NE]），化疗组未达到 18.4 个月 （95% CI： 13.6， 28.1） （风险比 0.58 [95% CI： 0.43， 0.78];p 值 0.00025）[2]。

安全性方面，在接受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的患者中，5.3%的患者因不良反应而无法接受手术，而安慰剂组为3.5%。此外，纳武利尤单抗组接受新辅助治疗和手术的患者有4.5%因不良反应而延误手术，而安慰剂组为 3.9%[1]。

根据该药说明书，纳武利尤单抗是一种单克隆抗体，与程序性死亡受体 1 （PD-1） 或 PD 配体 1 （PD-L1） 结合的药物，阻断 PD-1/PD-L1 通路，从而消除免疫反应的抑制，可能打破外周耐受性并诱导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因此不良反应主要和免疫反应有关，总结如下，临床应用过程中需按医嘱用药。

A.可引起免疫介导的肺炎，发生率约为3.1%；

B.可引起免疫介导性结肠炎，发生率约为2.9%;

C.可引起免疫介导性肝炎，发生率约为1.8%

D.可导致原发性或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发生率约为1%。对于2级或更高级别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开始对症治疗，包括根据临床指征进行激素替代治疗。

E.可引起免疫介导的垂体炎。垂体炎可表现为与占位效应相关的急性症状，例如头痛、畏光或视野缺损。垂体炎可导致垂体功能减退症。

F.可引起免疫介导的肾炎。

G.可引起免疫介导的皮疹或皮炎，PD-1/PD-L1 阻断抗体曾发生剥脱性皮炎，包括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TEN） 和 DRESS（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和全身症状的药疹）。

若因出现免疫反应而需停药，给予全身性皮质类固醇治疗（1 至 2 mg/kg/天泼尼松或等效药物），直到改善至1级或更低，并开始皮质类固醇减量，并在至少1个月内继续减量。对于皮质类固醇治疗无法控制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的患者，考虑使用其他全身性免疫抑制剂。

此外，该药可引起严重的输液相关反应，在临床试验中，<1.0% 的患者报告了这种反应。对于有严重或危及生命的输液相关反应的患者，应停止使用。

参考来源：

1.FDA approves neoadjuvant/adjuvant nivolumab for resectabl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2.A Study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Plus Nivolumab Versu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Plus Placebo, Followed by Surgical Removal and Adjuvant Treatment With Nivolumab or Placebo for Participants With Surgically Removable Early 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3.product information：OPDIVO- nivolumab injection

2024年10月7日，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决定将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共同授予给Victor Ambros和Gary Ruvkun，以表彰他们“发现microRNA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1]。

Victor Ambros是在1953年12月1日出生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小镇，现就职于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Gary Ruvkun比Victor早一年出生，出生地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现就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

二位诺奖得主一直专研的microRNA，通过PubMed来搜这一词，可以找到约17万条结果，其中有8000多条和癌症有关。

有助于癌症早期诊断

microRNA（miRNA）是一类进化上保守的短非编码调节RNA基因，影响miRNA 活性的无数调节机制都与致癌过程有关。差异化的miRNA表达在区分恶性与良性疾病、癌症分期、癌症分型方面已被广泛研究，在疾病诊断方面，许多研究已经证实microRNAs 在人类癌症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鉴定与特定肿瘤细胞表型相关的表达模式可能为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开辟新的可能性[2]。

例如9-miRNA与早期乳腺癌患者的区域转移性疾病相关，可用于指导哪些患者在淋巴结转移风险低时可以选择不进行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哪些患者在高风险时应进行活检。在尿液样本里，两个miRNA（miR-148 和 miR-375）可以区分前列腺癌、前列腺良性病症患者以及健康人群，将这个 miRNA和血清里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结合起来，诊断效果更好[3]。

在癌症治疗方面，miRNA 可用作药物或治疗靶点，很多临床前和体外实验在癌细胞里抑制了那些会致癌miRNA或者重新加入了有肿瘤抑制作用的miRNA，结果证明这些治疗方法在阻止癌细胞迁移/增殖、或者促进细胞凋亡方面很有效[4]。

miRNA新药奔向临床

越来越多miRNA药物开展临床试验，一篇发布于Cell的文章总结了进入临床试验的miRNA药物，这些药大多通过皮肤或静脉注射给药[5]。药物适应证涉及糖尿病、肺癌、心衰、肝炎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参考来源：
1.https://www.nobelprize.org/
2.Szczepanek J, Skorupa M, Tretyn A. MicroRNA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Molecule in Cancer. Cells. 2022 Mar 16;11(6):1008. doi: 10.3390/cells11061008. PMID: 35326459; PMCID: PMC8947269.
3.Sempere LF, Azmi AS, Moore A. microRNA-based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in cancer medicine. Wiley Interdiscip Rev RNA. 2021 Nov;12(6):e1662. doi: 10.1002/wrna.1662. Epub 2021 May 17. PMID: 33998154; PMCID: PMC8519065.
4.Hussen BM, Hidayat HJ, Salihi A, Sabir DK, Taheri M, Ghafouri-Fard S. MicroRNA: A signature for cancer progression. Biomed Pharmacother. 2021 Jun;138:111528. doi: 10.1016/j.biopha.2021.111528. Epub 2021 Mar 23. PMID: 33770669.
5.Diener C, Keller A, Meese E. Emerging concepts of miRNA therapeutics: from cells to clinic. Trends Genet. 2022 Jun;38(6):613-626. doi: 10.1016/j.tig.2022.02.006. Epub 2022 Mar 15. PMID: 35303998.

全球痴呆患病率持续上升，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预防干预成为公共卫生重点。队列研究表明饮食等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在痴呆预防中起重要作用。

植物性饮食依从性高与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风险降低相关，黄酮类化合物也与痴呆风险降低有关，其机制包括减少神经炎症、改善脑血流和调节神经元信号通路等。黄酮类化合物还与痴呆的风险因素如高血压和抑郁症有关。

本研究目的为探究黄酮饮食评分以及黄酮子类摄入量与痴呆风险的关联，并根据痴呆的遗传风险以及是否存在抑郁和高血压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1.参与者特征

121986 名参与者，平均年龄 56.1 岁，55.6% 为女性。参与者报告每天摄入黄酮类食物中位数为 4.3 份，其中茶占 2.7 份。不同黄酮饮食评分五分位数的参与者在饮食摄入、身体活动、BMI 和社会经济剥夺等方面存在差异。

2.黄酮饮食评分与痴呆风险的关系

在所有参与者中，黄酮饮食评分最高与最低五分位数相比，多变量调整后痴呆风险降低（调整后风险比 [AHR] 为 0.72，95% CI 为 0.57 - 0.89）。在高遗传风险、有抑郁症状和高血压的参与者中，较高的黄酮饮食评分也与较低的痴呆风险相关。

对黄酮饮食评分中各食物成分分析发现，茶、红葡萄酒和浆果对降低痴呆风险有重要作用，满足至少 2 项理想摄入量（每天 5 份茶、1 份红葡萄酒和 0.5 份浆果）的参与者痴呆风险更低（AHR 为 0.62，95% CI 为 0.46 - 0.84）。

3.黄酮子类与痴呆风险的关系

较高的黄酮子类（花青素、黄烷 - 3 - 醇、黄酮醇和黄酮）摄入量与较低的痴呆风险相关。在高遗传风险参与者中，除黄烷酮和黄酮子类外，较高的黄酮子类摄入量与较低的痴呆风险相关，且与遗传风险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在有抑郁症状的参与者中，较高的黄烷 - 3 - 醇和聚合物摄入量与较低的痴呆风险相关。

研究结论

在该队列研究中，高黄酮类饮食评分与较低的痴呆风险相关，在高遗传风险、高血压和有抑郁症状的个体中降低更为明显。增加常见黄酮类食物的摄入可能降低痴呆风险，尤其是在高危人群中。

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的 40 - 70 岁成年人，2006 - 2010 年招募，平均随访 9.2 年。排除 2023 年 4 月 25 日前撤回同意或在饮食评估期结束前被诊断为痴呆的参与者。

2.痴呆诊断确定

通过与医院住院记录和死亡登记处的数据链接确定全因痴呆病例，使用相关疾病分类代码识别。

3.饮食评估

使用牛津网络饮食问卷估计 24 小时内 206 种食物和 32 种饮料的消费频率，计算黄酮饮食评分和黄酮子类摄入量。

4.遗传风险和协变量

根据载脂蛋白 E（APOE）ε4 基因型或阿尔茨海默病相关多基因风险评分（PRS）确定高遗传风险参与者，同时考虑多种协变量。

5.统计分析

2023 年 9 月 1 - 30 日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包括计算参与者特征、发病率，绘制生存曲线，使用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关联和交互作用，进行敏感性分析等。

参考文献：Jennings A, Thompson AS, Tresserra-Rimbau A, O'Neill JK, Hill C, Bondonno NP, Kühn T, Cassidy A. Flavonoid-Rich Foods, Dementia Risk, and Interactions With Genetic Risk, Hypertension, and Depression. JAMA Netw Open. 2024 Sep 3;7(9):e2434136.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4.34136. PMID: 39292460; PMCID: PMC11411383.

外出就餐在全球是一项受欢迎的活动，但关于外出就餐与长期健康结果之间关联的证据仍然有限。

研究结果

1.死亡情况

在 291475 人年的随访期间，发生了 2781 例死亡，其中包括 511 例心血管疾病死亡和 638 例癌症死亡。

2.外出就餐频率与死亡率的关联

在调整了年龄、性别、种族 / 民族、社会经济地位、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以及体重指数后，与很少外出就餐（每周少于 1 餐）的参与者相比，非常频繁外出就餐（每天 2 餐或更多）的参与者的全因死亡率风险比为 1.49（95% CI 1.05 - 2.13），心血管死亡率风险比为 1.18（95% CI 0.55 - 2.55），癌症死亡率风险比为 1.67（95% CI 0.87 - 3.21）。

综上所述，频繁食用外出就餐的食物与全因死亡率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外出就餐与心血管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的关联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结果提示人们应关注外出就餐频率对健康的潜在影响，合理安排饮食。

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纳入了来自 1999 - 2014 年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的 35084 名 20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这些参与者在面对面的家庭访谈中通过问卷报告了他们的饮食习惯，包括外出就餐的频率。

2.主要观察指标

通过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死亡记录相关联，确定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

3.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模型来估计全因、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的调整后风险比。

参考文献：Du Y, Rong S, Sun Y, Liu B, Wu Y, Snetselaar LG, Wallace RB, Bao W. Association Between Frequency of Eating Away-From-Home Meals and Risk of All-Cause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J Acad Nutr Diet. 2021 Sep;121(9):1741-1749.e1. doi: 10.1016/j.jand.2021.01.012. Epub 2021 Mar 25. PMID: 3377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