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因治疗现状如何

我国基因治疗的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早，1991年开展的B型血友病的基因治疗研究获得了很好的疗效。之后，在基因导入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恶性脑胶质瘤、恶性肿瘤、梗死性外周血管病等6种基因治疗方案已进入临床研究。在基因治疗的关键技术研究方面我国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建立了靶向性高效非病毒型导入系统、通用型病毒载体－AAV、HSV载体、人造血干细胞的扩增、定向分化及基因导入技术。

 

目前，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基因治疗已从实验室阶段过渡到临床试验阶段，目前已用于治疗的包括恶性肿瘤、心脏病、关节炎、风湿病等疑难病症。值得一提的是，基因治疗现已在黑色素瘤、镰刀状贫血、LDL(低胆甾醇血症）、囊性纤维变、血友病等疾病的治疗方面有显著的疗效。此外，基因治疗还被用来预防病毒性疾病和肿瘤，以及人类亚健康状态的治疗，如肥胖、秃顶、疲劳、衰老等。

 

基因治疗需要遵守哪些原则

谈到基因治疗的原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选择目的基因的原则，一个是选择受体细胞的原则。

选择目的基因的原则包括：

①待研究基因的异常是疾病发生的根源；

②该基因遗传的分子机制已经研究清楚；

③基因已经被克隆，且表达调控机制较为清楚；

 

 

④转移的基因在受体细胞内最好能够完整地、稳定地整合到宿主细胞的染色体中，并能适量表达功能性蛋白质。基因治疗中选择的目的基因可以来自染色体的基因组，也可以来自mRNA的互补DNA(cDNA),而且以后者居多。另外，目的基因必须置于合适的启动子控制之下，且必须含有完整的信号肽，只有这样，目的基因才可能获得适当的表达。

选择受体细胞的原则包括：①最好选择组织特异性细胞，以便使外源基因只在该特异性组织细胞中表达，而在其他组织中不表达或表达水平很低。②细胞要易于从体内取出，有增殖趋势，且生命周期较长。③离体的细胞应能接受外源基因转染。④细胞经过体外基因操作后能够存活下来，并能安全输送回体内。

 

说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提到它的另一个名－艾滋病，大家肯定都知道。

 

艾滋病的病原主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这种病毒的作用机制就是攻击人体免疫系统，使感染者免疫力逐渐降低。这个时候，人体就会感染上机会性感染病，即正常人一般不会感染的疾病。

 

 

艾滋病是一种无法抵抗其他疾病的状态或综合症状。人不会死于艾滋病，而是会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基于艾滋病病毒的作用特点，人们可以从增强免疫力、插入保护性基因等方面对艾滋病进行基因治疗。下面，简单介绍一些基因治疗策略。

DNA基础疫苗的基本原理是注入的基因（如来自HIV-1)模拟再感染靶细胞，引起针对表达蛋白的体液及细胞免疫反应。在几种动物模型中DNA基础疫苗可完全保护宿主免于随后的感染病原体的危害。在I期临床试验证实其在无症状HIV阳性携带者的安全性后，HIV-1 DNA疫苗的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靶细胞内插入保护性基因是将保护性基因插入靶细胞内，使其对病毒诱导的细胞病变产生抵抗力。Tat及Rev是HIV基因表达所必需的病毒蛋白。Tat增加病毒基因转录，而Rev负责mRNA编码的病毒结构蛋白的核输出。因抗tat基因可有效地阻止Tat功能，抑制HIV-1的活化及细胞因子对HIV-1的激活，该基因已被建议作为基因治疗的候选基因。

 

细胞内免疫就是说对于感染性疾病，用在细胞内表达特定重组构建子进行的基因治疗。抗HIV-1细胞内免疫的目标是：①保护未感染细胞免于HIV-1感染；②减少该病毒的HIV-1感染细胞的表达；③维持病毒复制的受抑状态。其具体方法有外周血单核细胞遗传修饰及基因转入造血干细胞、细胞外蛋白质工程、细胞内抗体及抗体片段的合成等。

虽然我们对HIV基因组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但治疗该病的临床进展还比较滞后。基因治疗HIV-1感染的临床研究数量有望增加，然而目前仍缺乏合适的动物基因治疗模型。基因载体也还需要发展和改进。

 

尽管基因治疗HIV-1感染存在很多局限和挑战，但由于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所以值得进一步研究下去。

　　什么是重组活化凝血因子Ⅶ？

　　诺其（Novoseven®），重组活化人凝血因子VII，由诺和诺德公司研制生产，用于治疗存在有因子VIII（FVIII）和因子IX（FIX）抗体（抑制物）的先天性血友病和继发性血友病患者的自发性或手术性出血。这种重组蛋白是从新生仓鼠肾细胞克隆的人因子Ⅶ基因中表达出来的，生产的整个过程或最终产品都没有用到任何人源性的材料。

 

 

                  分子结构图

　　药理剂量的诺其能够在‘活化’血小板表面将FⅩ转化为FⅩa。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步骤，FⅩa在损伤部位形成血凝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正常情况下，血小板只在损伤局部活化——因此能够防止在不需要形成血栓的部位形成血栓。这种独特的作用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诺其在没有因子Ⅷ和Ⅸ的情况下也能够安全有效地止血。

　　诺其产品图

　　目前，诺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批准用于存在有抑制物的先天性血友病的治疗；在欧洲，诺其亦被批准用于获得性血友病的治疗。

　　以往对于存在有抑制物的患者，可行的治疗方案不多，而且这些治疗方法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均存在有局限。如何治疗这些患者发生的威胁生命和肢体功能的严重出血，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患者死于无法控制的出血；因出血而导致的重度关节损害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对有抑制物的患者进行手术时如何止血，尤其是一个特殊的难题。在过去，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保证手术安全地进行，大部分存在有抑制物的血友病患者均无法进行择期的手术治疗。

　　因为可避免人类病毒的污染，基因工程制备的重组因子浓缩剂的问世，使血友病患者治疗的安全性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许多存在有抑制物的血友病患者还在接受着血浆和血液制品的治疗，发生感染性和非感染性并发症的危险性仍然存在，其中一些甚至是致命的（如全身性感染和急性肺损伤）。有些血浆衍生凝血因子浓缩剂可引起血栓症.

　　诺其治疗推荐的标准剂量为90～120mcg/kg，初始时每间隔2小时予此剂量快速输注，然后减少给药间隔。临床研究证实，存在有抑制物的患者，无论是存在有同种异体抗体的血友病A和血友病B患者，还是存在有自身抗体的获得性血友病患者，诺其90 mcg/kg的剂量均可有效（有效率80～90％）并且安全地确保止血。

　　存在有抑制物的血友病患者，早期开始治疗，例如将诺其作为一线药物，疗效最佳。
因子VII缺乏的患者曾被予以诺其20～30mcg/kg治疗。对这一患者群治疗的经验正在迅速地积累(17,18)。给予诺其治疗后，存在有抑制物的血友病患者或因子VII缺乏的患者均可以进行手术治疗，而其发生严重的出血或合并症的危险性很低(2,4,18)。诺其在治疗先天性和获得性血友病领域取得的成功，使其相关研究已扩展到血友病以外的其它出血性疾患的治疗上。

酒精性肝病是全球最常见的肝脏疾病之一，25%的肝硬化死亡可归因于酒精性肝病；2017年，全球估计有1.23亿人患有酒精性肝病。女性每天饮酒>2杯，男性每天饮酒>3杯的人，是酒精性肝病的高风险人群。

 

大约10%-20%的酒精性肝病患者会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酒精性肝炎患者的风险最高。酒精性肝病是肝脏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肝移植的主要原因之一，占高收入国家肝移植的40%-50%。对于酒精性肝病患者，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肝移植等，下文主要介绍了酒精性肝病的治疗进展。

 

酒精性肝病的临床表现

超过90%的酒精性肝病患者无症状或有非特异性症状，如疲劳。酒精性肝病的诊断，通常基于肝脏影像学显示脂肪变性或肝功能测试结果异常。大约70%的代偿性肝硬化患者是没有症状的。体检可发现提示为肝硬化的体征，如肝脏肿大、蜘蛛状血管瘤、脾脏肿大和肌肉萎缩。

 

平均红细胞体积、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或γ-谷氨酰转肽酶升高，提示为 早期酒精性肝病；胆红素或凝血酶原时间升高以及白蛋白或血小板计数降低，提示 晚期酒精性肝病。

 

肝硬化通常在失代偿时被诊断，失代偿定义为发生肝脏相关事件，如腹水、黄疸、胃肠道出血和肝性脑病。由Child-Turcotte-Pugh评分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评估的肝功能障碍程度、失代偿和肝细胞癌都与生存率存在相关性。

 

当酒精性肝病患者出现黄疸时，应怀疑为酒精性肝炎，并应排除其他病因，如感染、肝细胞癌、药物引起的肝损伤或门静脉血栓。严重的酒精性肝炎，定义为MELD评分大于20分，存在多器官功能衰竭风险，3个月死亡率约为30%。如果存在肝性脑病和肾衰竭，患者结局会更差。

 

酒精性肝病的药物治疗

早期酒精性肝病患者应根据纤维化分期进行管理，晚期酒精性肝病患者应根据肝脏失代偿程度和并发症进行管理。有急性黄疸的患者应住院接受综合评估，以诊断酒精性肝炎、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筛查是否有感染并确定是否适合使用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有禁忌症，例如不受控制的感染、胃肠道出血和肝肾综合征。然而，对于 已经经过抗生素充分治疗的细菌感染患者（主要是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菌血症、肺炎或尿路感染）， 或许可以开始使用糖皮质激素。推荐剂量为口服泼尼松龙40mg/d，或静脉注射甲泼尼龙32mg/d。

 

一项针对2111名重度酒精性肝炎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的1个月生存率为84%，未经治疗的患者为76%。大约60%的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有反应。对于有阳性反应的患者，继续治疗28天；对于无反应的患者，则应停止治疗。由于与糖皮质激素相关的感染风险增加， 因此治疗期间应密切随访患者，尤其是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患者。

 

酒精性肝病的其他治疗

研究尚未证实己酮可可碱可以改善酒精性肝病患者的生存率；当与泼尼松龙联合使用时，己酮可可碱未显示出疗效。一项纳入174名患者的随机临床试验显示，与糖皮质激素单独治疗的患者相比，抗氧化剂N-乙酰半胱氨酸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可将1个月的生存率从76%提高至92%，但对3个月和6个月的生存率没有益处。

 

酒精性肝病患者应保持健康均衡的饮食，包括每日35kcal/kg的能量摄入，以及1.2-1.5g/kg的蛋白质摄入量。对动物蛋白不耐受的脑病患者可以改用蔬菜或乳蛋白。一项纳入136名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的酒精性肝炎患者的随机临床试验显示，肠内营养并未改善6个月生存率（44% vs 52%）。

 

酒精性肝病的肝移植

对于酒精性肝病患者，肝移植后5年内的移植物存活率和患者存活率分别为74%和79%。 对于肝脏功能MELD评分大于17的戒酒患者或存在药物难治性并发症的患者，应考虑肝移植。应筛查酒精性肝病肝移植候选者是否存在其他器官的酒精性损害，如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心脏和胰腺。

 

大多数移植中心要求患者至少戒酒6个月，但仅凭该规则并不能准确预测肝脏移植后患者的饮酒可能性。 美国或欧洲指南不建议将戒酒6个月作为选择肝移植候选者的绝对要求。对于酒精性肝炎首次发作且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无法等待6个月后进行肝移植，6个月内死亡率约为75%。

 

一项研究表明，早期肝移植可提高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重度酒精性肝炎患者的生存率。接受早期肝移植的重度酒精性肝炎患者，一年生存率高于未接受移植的患者（71% vs 23%）。多项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证实，与未接受肝移植的酒精性肝炎患者相比，早期肝移植具有生存获益。美国和欧洲组织建议，对于没有严重精神障碍、有强烈家庭支持的首次发作的重度酒精性肝炎患者，进行早期肝移植。

 

肝移植后再次饮酒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重新开始重度饮酒会影响纤维化快速进展、复发性肝硬化以及移植物和患者的存活率。此外，还应该注意再次饮酒的时间，与较晚开始再次饮酒相比，肝移植后早期饮酒与结局更差相关。

 

新兴疗法

一些新兴疗法正在接受评估，但可用于治疗酒精性肝病的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还相对较少。最近的临床试验取得了一些较好的结果，使用健康供体的粪便微生物移植来重组受体的肠道微生物群，可改善患者肝功能和存活率。其他有前景的疗法包括DUR-928，一种控制炎症和再生基因的表观遗传调节剂；IL-22，一种促进肝再生的细胞因子；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一种通过动员骨髓造血干细胞来刺激肝再生的生长因子。上述药物正在接受2期和3期试验评估。

 

参考文献：

JAMA. 2021;326(2):165-176.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刘山水，医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疾病领域为老年疾病及常见慢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期刊发表署名论文80余篇。

随着人口老龄化、心肌梗死后生存率的提高以及心衰患者的治疗和生存率改善，心衰患病人数在不断上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是心力衰竭诊断、预后和治疗决策的主要指标，通常通过超声心动图进行测量。

 

201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指南指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HFrEF）定义为LVEF<40%；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定义为LVEF≥50%， 射血分数中间型心衰（即射血分数轻度降低的心力衰竭，HFmrEF）定义为LVEF 41%-49%。下文将主要介绍HFmrEF的治疗策略。

 

纵观历史，神经激素拮抗剂是HFrEF患者药物治疗的基石，包括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和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还有两种神经激素调节剂也被证明对HFrEF患者有效，分别为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以及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

 

后续试验表明，RAS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MRA和ARNI对HFpEF患者总体上无效，这些试验中HFpEF通常定义为射血分数≥40%或≥45%。索格列净是一种SGLT2–SGLT1抑制剂，对2型糖尿病和心衰患者有效。目前在HFmrEF和HFpEF患者中正在进行恩格列净和达格列净的专门试验。

 

HFmrEF患者的治疗进展

 尚无专门针对HFmrEF患者的干预性试验。观察性数据很少，不能证明有效性，只能提示可能对HFpEF和HFmrEF患者有益的干预措施。大型注册登记研究表明，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和β受体阻滞剂可能对HFmrEF患者有益。

 

HFmrEF患者中采用治疗HFrEF的药物使用率很高，因为这些药物具有治疗心衰患者常见危险因素和合并症的作用，例如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缺血性心脏病和房颤。 HFmrEF患者的利尿剂使用率也很高，可能是为了缓解症状；无论射血分数如何，患者都需要使用利尿剂。在临床实践中，HFmrEF患者通常接受类似于HFrEF患者的治疗方案。 大部分患者可从HFrEF治疗方案中获益，此时通常应该继续治疗。

 

大多数随机对照试验采用的射血分数分界值为40%或45%，部分或全部属于HFmrEF类别。CHARM研究显示， 坎地沙坦降低了HFrEF或HFmrEF患者的心血管死亡和心衰住院的复合风险，但不能降低HFpEF患者的上述风险。将LVEF作为连续变量的样条分析中，显示坎地沙坦的疗效在射血分数较低时保持良好，但当射血分数增加到50%以上时疗效开始降低。在HFpEF患者中，当结局是复发事件而不是首次事件发生时，坎地沙坦治疗后心血管死亡或因心衰再次住院的风险降低25%。

 

PEACE试验的事后分析中纳入了患有稳定型冠状动脉疾病且射血分数正常或轻度降低的患者。结果显示，在HFmrEF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群多普利改善了患者生存率以及死亡、心肌梗死和卒中的复合终点，但并没有降低心血管死亡率和因心衰住院的风险。样条分析显示，当射血分数<55%时，螺内酯可以显著降低主要结局或因心衰住院的风险。因此，2020年12月，美国FDA支持 HFpEF患者使用螺内酯减低因心衰住院的风险，并且指出射血分数轻度降低的患者可能获益。

 

一项对11项随机对照试验的患者个体数据的荟萃分析证明， β受体阻滞剂对HFrEF或HFmrEF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有益，但对HFpEF患者无益。DIG试验的回顾性分析表明，地高辛治疗显著降低了HFrEF患者的心血管死亡率或心衰住院率，但对HFpEF或HFmrEF患者则无益。样条分析再次证实了上述发现，当射血分数超过40%时，地高辛的治疗效果不明显。

 

2020年，PARAGON-HF试验纳入了射血分数≥45%的心衰患者。结果表明，缬沙坦对于射血分数≤57%（中位数）的患者有效。2020年，FDA扩大了缬沙坦的适应症，并指出预计射血分数低于正常值的患者获益最大。总而言之，数据表明， 在HFmrEF患者中可以考虑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MRA和缬沙坦。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作用于替代途径的新型药物可以治疗心衰，研究证明其对HFrEF患者有效。三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了SGLT2抑制剂治疗心衰患者的疗效。EMPEROR-Reduced试验的恩格列净和DAPA-HF试验的达格列净显著降低了心血管死亡或心衰住院风险。上述研究结果使人们对SGLT2抑制剂治疗HFmrEF和HFpEF的潜力抱有很大期望，目前正在EMPEROR-Preserved和DELIVER试验中进行研究。

 

支持在HFmrEF或HFpEF患者中使用SGLT2抑制剂的首个数据来自SOLOIST-WHF试验。因心衰恶化住院或近期出院的心衰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无论射血分数如何，都被随机分配至SGLT2-SGLT1抑制剂-索格列净组或安慰剂组。 在射血分数<50%或≥50的患者中，索格列净在降低心血管死亡、住院或急诊就诊风险方面的益处一致。

 

一部分HFmrEF患者是治疗后射血分数得到改善的HFrEF患者，对于此类患者， 现有数据支持长期继续HFrEF治疗方案，强烈反对在射血分数改善（或恢复）后停用神经激素拮抗剂。在TRED-HF试验中，一部分扩张型心肌病和射血分数恢复的患者停止了HFrEF治疗。停止治疗后，约40%的患者在6个月内出现了心衰复发，但未观察到死亡。然而，对于尚未接受HFrEF治疗但射血分数已恢复的患者，是否应在射血分数恢复后开始接受该治疗仍然未知。

 

目前尚无数据支持HFmrEF患者使用器械治疗。然而，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接受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进行一级预防的患者，射血分数可改善至HFmrEF或HFpEF。SCD-HeFT试验的回顾性分析调查了在ICD植入后13个月内可以重新评估射血分数的患者。结果表明，在射血分数改善至>35%和射血分数持续≤35%的患者中，植入ICD带来的长期死亡率降低益处相似。现有证据表明，射血分数得到改善或恢复的患者，心律失常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持续存在。

 

总结

总的来说，HFmrEF患者似乎对治疗HFrEF的药物有反应，但HFmrEF患者应该适当考虑药物的推荐强度和证据水平。目前正在进行的HFmrEF或HFpEF患者的药物临床试验，特别是MRA和SGLT2抑制剂，将为HFmrEF的未来治疗前景提供信息。

胆道癌是一组罕见的异质性和侵袭性上皮癌，包括 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和胆囊癌。胆道癌约占所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3%。由于大多数患者诊断时就已经处于晚期，胆道癌的预后相当差， 其5年生存率只有2%。

 

系统化疗一直是治疗晚期胆道癌的主要手段。3期随机试验ABC02研究确立了 吉西他滨+顺铂（GEMCIS）作为晚期胆道癌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GEMCIS与吉西他滨单药治疗相比，显著改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GEMCIS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1.7个月，吉西他滨单药治疗组为8.1个月；GEMCIS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8.0个月，吉西他滨单药治疗组为5.0个月。

 

2019年，将GEMCIS+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作为晚期胆道癌一线治疗的2期试验显示，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1.8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9.2个月。后续的3期试验（SWOG 1815），将评估在GEMCIS基础上增加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是否能显著改善总生存期。

 

对于二线治疗，ABC06三期研究是首个显示晚期胆道癌使用GEMCIS后进行化疗有生存优势的随机试验。将mFOLFOX（改良的亚叶酸、氟尿嘧啶和奥沙利铂方案）+积极症状控制与单独积极症状控制的疗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mFOLFOX+积极症状控制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6.2个月，而单独积极症状控制组为5.3个月。因此， mFOLFOX现被推荐用于GEMCIS进展后胆道癌的二线治疗。

 

随着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出现，已经发现了许多新的治疗靶点。在过去几年来，一些试验显示了晚期胆道癌的分子靶向治疗的益处。下文总结了晚期胆道癌的分子靶向治疗策略。

 

FGFR抑制剂

一些FGFR抑制剂已经被开发出来，并进行了临床试验。可逆的ATP竞争性FGFR抑制剂（如 德拉替尼、英菲格拉替尼和培米替尼）和不可逆的非ATP竞争性FGFR抑制剂（如 福巴替尼）显示出有希望的临床活性。德拉替尼是一种泛FGFR抑制剂，在一项2a期试验中，对29名携带FGFR2基因融合的肝内胆管癌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2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5.7个月。在有FGFR2突变或扩增的患者或缺乏FGFR基因突变的患者中没有观察到疗效。

 

尽管FGFR抑制剂显示出了很好的临床活性，但也会出现 获得性耐药。在Goyal等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对4名接受英菲格拉替尼治疗的FGFR2融合阳性肝内胆管癌患者进行了进展前后的肿瘤组织测序和循环肿瘤DNA分析，结果显示，在病情进展时，循环肿瘤DNA分析显示出现了新的FGFR2激酶突变。

 

IDH抑制剂

这类药物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艾伏尼布，这是一种口服的小分子IDH1突变抑制剂，在一项针对73名以前接受过治疗的IDH1突变的胆道癌患者的1期试验中，显示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3.8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3.8个月。在后续的3期ClarIDHy试验中，纳入了晚期、不可切除的IDH1突变型胆道癌患者，以前接受过一到两种治疗，被随机分配（2:1）接受每日口服艾伏尼布 500mg或安慰剂,共有187名患者入组。

 

结果显示，艾伏尼布的ORR为2.4%，疾病控制率为50.8%。艾伏尼布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2.7个月）比安慰剂（1.4个月）长。艾伏尼布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0.3个月，安慰剂为7.5个月。艾伏尼布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是恶心（38%）、腹泻（32%）和疲劳（28%）。 与安慰剂相比，艾伏尼布作为二线治疗显示了无进展生存期的显著改善和更高的总生存期，并被NCCN指南推荐用于IDH1突变型胆道癌的二线治疗。

 

RAS-RAF-MEK-ERK通路

RAS-RAF-MEK-ERK通路的上调在胆道癌研究中经常被描述，导致肿瘤细胞增殖和分化。据报道，胆道癌中激活KRAS突变的发生率约为9-40%，KRAS突变在胆囊癌中较少见（7-8%）。关于BRAF突变，大型研究表明，BRAF V600E突变主要见于肝内胆管癌，发生率为3-5%。就预后而言，KRAS和MAPK-ERK通路突变与预后不良相关。尽管KRAS突变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但正如在其他实体瘤中所看到的那样，针对这一靶点仍然是一个挑战。 针对BRAF和MEK靶点的药物已显示出一些前景。

 

在维罗非尼治疗BRAF V600突变的非黑色素瘤患者的2期试验中，有8名胆道癌患者入组，其中有1名获得了持续1年以上的部分缓解。司美替尼是一种MAPK抑制剂，在ABC04 1b期试验中与GEMCIS方案联合治疗晚期胆道癌，在入组的28名患者中，有3名患者被证实有部分缓解。

 

比美替尼也是一种MEK抑制剂，在一项1b期研究中与卡培他滨联合进行了测试，34名入组的晚期胆道癌患者以前接受过吉西他滨治疗，结果显示，ORR为20.6%，疾病控制率为76.5%。55.9%的患者病情稳定，其中68.4%的患者病情稳定时间超过12周。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1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7.8个月。

 

BRAF和MEK抑制剂的双重抑制策略也进行过评估。在2期多中心ROAR试验中，43名BRAF V600E突变的晚期胆道癌患者接受了达拉非尼+曲美替尼的治疗。经过10个月的中位随访，研究者评估的ORR为5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9.1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3.5个月。因此， 达拉非尼+曲美替尼的BRAF和MEK双重抑制对BRAF V600突变的晚期胆道癌显示出明显的临床活性，可考虑按照NCCN指南的推荐用于后续治疗。

 

靶向HER2治疗

HER2基因扩增或过表达见于3-19%的胆道癌患者。与肝外胆管癌（11%）和肝内胆管癌（3%）相比，HER2基因扩增或过表达在胆囊癌中更常见。在预后方面，HER2突变与生存率较差相关。一些针对HER2的靶向疗法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得到了评估， 拉帕替尼+吉西他滨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活性，但在两项单臂2期试验中，对于未经选择的晚期胆道癌患者没有显示出临床活性。

 

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联合治疗HER2阳性的晚期胆道癌,是在一项2a期研究中进行的。39名有HER2扩增、HER2过表达或两者都有的患者被纳入研究，他们之前接受过治疗。在8.1个月的中位随访期中，显示出ORR为23%，疾病控制率为51%。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10.8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0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0.9个月。

 

参考文献：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1;6(11):956-96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随着人口老龄化、心肌梗死后生存率的提高以及心衰患者的治疗和生存率改善，心衰患病人数在不断上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是心力衰竭诊断、预后和治疗决策的主要指标，通常通过超声心动图进行测量。

 

201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指南指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HFrEF）定义为LVEF<40%；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定义为LVEF≥50%， 射血分数中间型心衰（即射血分数轻度降低的心力衰竭，HFmrEF）定义为LVEF 41%-49%。下文将主要介绍HFmrEF的治疗策略。

 

纵观历史，神经激素拮抗剂是HFrEF患者药物治疗的基石，包括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和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还有两种神经激素调节剂也被证明对HFrEF患者有效，分别为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以及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

 

后续试验表明，RAS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MRA和ARNI对HFpEF患者总体上无效，这些试验中HFpEF通常定义为射血分数≥40%或≥45%。索格列净是一种SGLT2–SGLT1抑制剂，对2型糖尿病和心衰患者有效。目前在HFmrEF和HFpEF患者中正在进行恩格列净和达格列净的专门试验。

 

HFmrEF患者的治疗进展

 尚无专门针对HFmrEF患者的干预性试验。观察性数据很少，不能证明有效性，只能提示可能对HFpEF和HFmrEF患者有益的干预措施。大型注册登记研究表明，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和β受体阻滞剂可能对HFmrEF患者有益。

 

HFmrEF患者中采用治疗HFrEF的药物使用率很高，因为这些药物具有治疗心衰患者常见危险因素和合并症的作用，例如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缺血性心脏病和房颤。 HFmrEF患者的利尿剂使用率也很高，可能是为了缓解症状；无论射血分数如何，患者都需要使用利尿剂。在临床实践中，HFmrEF患者通常接受类似于HFrEF患者的治疗方案。 大部分患者可从HFrEF治疗方案中获益，此时通常应该继续治疗。

 

大多数随机对照试验采用的射血分数分界值为40%或45%，部分或全部属于HFmrEF类别。CHARM研究显示， 坎地沙坦降低了HFrEF或HFmrEF患者的心血管死亡和心衰住院的复合风险，但不能降低HFpEF患者的上述风险。将LVEF作为连续变量的样条分析中，显示坎地沙坦的疗效在射血分数较低时保持良好，但当射血分数增加到50%以上时疗效开始降低。在HFpEF患者中，当结局是复发事件而不是首次事件发生时，坎地沙坦治疗后心血管死亡或因心衰再次住院的风险降低25%。

 

PEACE试验的事后分析中纳入了患有稳定型冠状动脉疾病且射血分数正常或轻度降低的患者。结果显示，在HFmrEF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群多普利改善了患者生存率以及死亡、心肌梗死和卒中的复合终点，但并没有降低心血管死亡率和因心衰住院的风险。样条分析显示，当射血分数<55%时，螺内酯可以显著降低主要结局或因心衰住院的风险。因此，2020年12月，美国FDA支持 HFpEF患者使用螺内酯减低因心衰住院的风险，并且指出射血分数轻度降低的患者可能获益。

 

一项对11项随机对照试验的患者个体数据的荟萃分析证明， β受体阻滞剂对HFrEF或HFmrEF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有益，但对HFpEF患者无益。DIG试验的回顾性分析表明，地高辛治疗显著降低了HFrEF患者的心血管死亡率或心衰住院率，但对HFpEF或HFmrEF患者则无益。样条分析再次证实了上述发现，当射血分数超过40%时，地高辛的治疗效果不明显。

 

2020年，PARAGON-HF试验纳入了射血分数≥45%的心衰患者。结果表明，缬沙坦对于射血分数≤57%（中位数）的患者有效。2020年，FDA扩大了缬沙坦的适应症，并指出预计射血分数低于正常值的患者获益最大。总而言之，数据表明， 在HFmrEF患者中可以考虑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MRA和缬沙坦。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作用于替代途径的新型药物可以治疗心衰，研究证明其对HFrEF患者有效。三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了SGLT2抑制剂治疗心衰患者的疗效。EMPEROR-Reduced试验的恩格列净和DAPA-HF试验的达格列净显著降低了心血管死亡或心衰住院风险。上述研究结果使人们对SGLT2抑制剂治疗HFmrEF和HFpEF的潜力抱有很大期望，目前正在EMPEROR-Preserved和DELIVER试验中进行研究。

 

支持在HFmrEF或HFpEF患者中使用SGLT2抑制剂的首个数据来自SOLOIST-WHF试验。因心衰恶化住院或近期出院的心衰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无论射血分数如何，都被随机分配至SGLT2-SGLT1抑制剂-索格列净组或安慰剂组。 在射血分数<50%或≥50的患者中，索格列净在降低心血管死亡、住院或急诊就诊风险方面的益处一致。

 

一部分HFmrEF患者是治疗后射血分数得到改善的HFrEF患者，对于此类患者， 现有数据支持长期继续HFrEF治疗方案，强烈反对在射血分数改善（或恢复）后停用神经激素拮抗剂。在TRED-HF试验中，一部分扩张型心肌病和射血分数恢复的患者停止了HFrEF治疗。停止治疗后，约40%的患者在6个月内出现了心衰复发，但未观察到死亡。然而，对于尚未接受HFrEF治疗但射血分数已恢复的患者，是否应在射血分数恢复后开始接受该治疗仍然未知。

 

目前尚无数据支持HFmrEF患者使用器械治疗。然而，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接受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进行一级预防的患者，射血分数可改善至HFmrEF或HFpEF。SCD-HeFT试验的回顾性分析调查了在ICD植入后13个月内可以重新评估射血分数的患者。结果表明，在射血分数改善至>35%和射血分数持续≤35%的患者中，植入ICD带来的长期死亡率降低益处相似。现有证据表明，射血分数得到改善或恢复的患者，心律失常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持续存在。

 

总结

总的来说，HFmrEF患者似乎对治疗HFrEF的药物有反应，但HFmrEF患者应该适当考虑药物的推荐强度和证据水平。目前正在进行的HFmrEF或HFpEF患者的药物临床试验，特别是MRA和SGLT2抑制剂，将为HFmrEF的未来治疗前景提供信息。

 

参考文献：

Nat Rev Cardiol. 2021 Sep 6;1-17.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姚佑楠，就读于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医院。从事心力衰竭相关工作，研究方向为心衰管理、质量控制以及药物经济学。

　　2018年7月21日，诺华肿瘤（中国）宣布，首个也是唯一获批的非肽类口服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瑞弗兰（通用名：艾曲泊帕乙醇胺片）正式在中国上市，将用于治疗经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免疫球蛋白治疗无效或脾切除术后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的血小板减少。 瑞弗兰作为ITP二线治疗的优选方案，不仅可以快速提升血小板数量，而且采用便利的口服方式。它的上市颠覆了过往以注射为主的治疗方式，提升了用药依从性，开创患者舒适治疗新时代。

　　“ITP疾病大众知晓率并不高，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不了解，在以往的治疗模式下，ITP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低于癌症病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胡豫教授指出。“然而，瑞弗兰的上市改变了这一现状，其口服的服用方式和迅速升板的疗效，将显著提高中国ITP患者的生活质量。”

　　何为ITP——隐藏我们周围的血小板杀手

　　晓红(化名)是一名刚刚确诊的ITP患者。一开始她觉得自己只是容易磕碰出血，经常感到疲惫无力，工作无法专心，没想到去医院一查，这竟是一种叫做ITP的疾病。和白血病相比，大众对ITP的了解相对较少。夏季上火流鼻血或牙龈出血，轻微磕碰后皮肤出现紫斑，这是生活中最常见出血小问题。然而，如流血不止还伴有明显乏力感，这就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这有可能是ITP的发病症状。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既往称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它的发病原理是由于人体内的“凝血卫士”血小板基于一些获得性自身免疫的原因无法达到正常数量，从而造成患者流血不止，无法凝固。

　　听上去，这只是出血小毛病，殊不知患上ITP后，生活质量急转直下。日常生活中，患者血小板数量一旦下降，患者就会频繁地出现自发性出血和皮下紫癜，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内脏、颅内大出血，危及生命。另一方面，ITP患者常年伴有严重的乏力、精神不振，这极大的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甚至无法正常工作和学习。

　　血小板提升是关键现有治疗难题多风险大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侯明教授在解读中国ITP临床指南时指出，帮助患者将血小板数量快速提高到安全水平是关键，然而，但从现有治疗方案看，ITP的治疗面临诸多挑战。

　　现有治疗方式可分为一、二线治疗。一线治疗通常使用糖皮质激素，虽然短期内有效，但治疗副作用多——常伴有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高血压、糖尿病、急性胃黏膜病变等不良反应发生。而青少年长期使用激素的危害更是不言而喻，变成“小胖子”事小，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另外，使用激素治疗后超过一半的患者治疗无效，或者会复发。

　　因此，二线治疗对于ITP患者长期治疗尤为重要。据调查，约40%的ITP患者会后期转入二线治疗。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杨仁池教授指出，现有二线治疗方案都不尽完善，各有风险。其中，免疫抑制剂治疗整体有效率不高，感染风险大；而脾切除治疗有效率较高，但患者存在短期和远期并发症的风险。

　　另外，很多患者在二线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为保证度过血小板偏低危险期，会直接进行血小板输注，这不但在血源安全性方面存风险，在各省市出现地方血源紧张的情况下，更有诸多治疗不便。

　　40岁的建国（化名）是一名ITP患者，一开始他使用激素治疗比较有效，但一旦停药血小板计数就会立刻降低。于是他反反复复用药多年，其间使用了环孢素，结果肾功能又出现了问题。不治血小板上不来，治了又有各种其他副作用。直接进行血小板输注又受制于血库资源有限的风险，让建国本就诸多不便的生活更添困扰。

　　舒适便利，无惧“血荒”——ITP患者迎来快速升板新时代

　　那么，有没有一种二线治疗的药物既能提高迅速提升血小板，降低治疗风险，还能兼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舒适感？瑞弗兰的上市为广大患者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上文中所举的两个真实患者案例后期都因服用瑞弗兰而解决了血小板问题，短短几周就恢复到了正常。瑞弗兰如何能做到这样，让我们看看它的原理与优势：

　　首先，机制不同，升板迅速：与一线糖皮质激素治疗以减少血小板清除为主的机制不同，瑞弗兰不局限于“节流”，更能帮助“开源”——它与TPO受体的跨膜结构域选择性相互作用，创新性地增加血小板的生成，这使得ITP患者的血小板水平快速显著升高至安全水平。根据RAISE研究，瑞弗兰组患者接受治疗一周后，中位血小板计数即从16 x 109/L 升至36 x 109/L，起效迅速。

　　第二，稳定性与安全性全方位优化，停药后长期有效：瑞弗兰作为中国ITP诊疗指南二线推荐药物，与同属推荐药物的rhTPO相比，瑞弗兰不与内源性TPO竞争，不会诱导TPO抗体，可以实现稳定和可预测的血小板计数上升。另外，瑞弗兰在长效治疗方面也有优秀表现，多个研究一致显示，瑞弗兰治疗后，30%左右的ITP患者可获得停药后长期缓解。

　　第三，告别注射，提高患者舒适度：瑞弗兰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也有突出表现。作为目前唯一上市的口服类TPO受体激动剂，瑞弗兰改变了患者需要定期注射的治疗模式，让治疗变得非常轻松便利，有效解决因依从性不佳带来的治疗问题，给ITP患者带来更多生活自由度与治疗舒适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胡豫教授指出：“瑞弗兰作为二线治疗推荐用药，它在中国上市将提升国内ITP治疗效果。然而，上市是第一步，如何让更多人能够早日使用到效果显著的ITP治疗药物，是所有专家共同关心的。因此，我们也希望瑞弗兰能够早日进入医保。在未来，希望越来越多的ITP患者能够通过瑞弗兰获得良好的疗效和舒适的治疗体验，尽早走出疾病阴霾，回归幸福生活。”

    乙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带领研发，因此也称闻玉梅乙克

　　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合作研发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首个乙型肝炎治疗性疫苗（乙克）第一阶段三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结果分析。在经乙克治疗后出现E抗原血清转换的患者中，59.6%患者病毒载量降至临床阴性，84.4%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表面抗原水平下降，肝组织活检及细胞免疫均出现炎症缓解等，表明乙克对乙肝患者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据悉，本次临床试验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在国际临床试验注册网络注册，并依照科学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法”进行。以复旦大学及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为申办方，由北京地坛医院牵头，杭州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全程监督，在全国21家国家药物临床研究机构展开。

　　研究采用了目前国际公认最为适合的乙肝病毒E抗原（HBeAg）血清学转换、即与乙肝病毒复制密切相关的E抗原消失，并且出现E抗体作为疗效评价标准。研究团队在二期B阶段临床实验中，半年内给慢性乙肝患者注射一个疗程6剂乙克后，已取得较好疗效。为了进一步提高疗效，研究团队在第一阶段三期临床试验中，根据现行抗病毒治疗（使用核苷类药、干扰素）慢性乙肝患者治疗期不少于一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增加了一个疗程，即对慢性乙肝患者共进行了12剂乙克注射，治疗期由半年延长为一年，随访6个月。自2007年9月首例慢性乙肝患者入组，至全部518名患者完成2个疗程治疗及随访，历时3年余。据统计，经过12剂疗程后及随访6个月后，患者E抗原血清转换率乙克治疗组与氢氧化铝组无统计学差异。虽然二期B阶段与第一阶段三期临床试验两次结果的E抗原血清转换率均高于未治疗慢性乙肝患者自然转换率，但还须扩大样本量以进一步确证乙克的疗效。

　　鉴于乙克是与民生相关的重大科研项目，项目将继续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计划支持。研究团队将根据要求进一步设计第二阶段三期临床确证试验。

谈到基因治疗的原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选择目的基因的原则，一个是选择受体细胞的原则。选择目的基因的原则包括：

 

①待研究基因的异常是疾病发生的根源。

 

②该基因遗传的分子机制已经研究清楚。

 

③基因已经被克隆，且表达调控机制较为清楚。

 

④转移的基因在受体细胞内最好能够完整地、稳定地整合到宿主细胞的染色体中，并能适量表达功能性蛋白质。基因治疗中选择的目的基因可以来自染色体的基因组，也可以来自mRNA的互补DNA(cDNA),而且以后者居多。

 

 

另外，目的基因必须置于合适的启动子控制之下，且必须含有完整的信号肽，只有这样，目的基因才可能获得适当的表达。
选择受体细胞的原则包括：

 

①最好选择组织特异性细胞，以便使外源基因只在该特异性组织细胞中表达，而在其他组织中不表达或表达水平很低。

 

②细胞要易于从体内取出，有增殖趋势，且生命周期较长。

 

③离体的细胞应能接受外源基因转染。

 

④细胞经过体外基因操作后能够存活下来，并能安全输送回体内。

我国基因治疗现状如何我国基因治疗的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早，1991年开展的B型血友病的基因疗研究获得了很好的疗效。之后，在基因导入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恶性脑胶质瘤、恶性肿瘤、梗死性外周血管病等6种基因治疗方案已进人末研究。

 

在基因治疗的关键技术研究方面我国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建立了靶向内客效非病毒型导入系统、通用型病毒载体－AAV、HSV载体、人造血干细胞的博、定向分化及基因导入技术。

 

 

目前，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基因治疗已从实验金阶段过渡到临床试验阶段，目前已用于治疗的包括恶性肿瘤、心脏病、关节炎、风湿病等疑难病症。

 

值得一提的是，基因治疗现已在黑色素瘤、镰刀状贫血、LDL(低胆甾醇血症）、囊性纤维变、血友病等疾病的治疗方面有显著的疗效。此外，基因治方还被用来预防病毒性疾病和肿瘤，以及人类亚健康状态的治疗，如肥胖、秃顶、疲劳、衰老等。

血友病是由于凝血因子VII(甲型血友病）或凝血因子IX(乙型血友病）基因缺陷引起的X性染色体隐性疾病。因抗血友病因子蛋白无须精确调节及不要求组织特异性表达，血友病很可能在遗传性疾病中最适合基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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